[纪念丁文江先生诞辰122周年]丁文江的友情天地(上)(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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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哲生

　　1936年1月18日,中研院在南京假中央大学大礼堂为丁文江(1887年-1936年,字在君,中国地质事业创始人之一)举行追悼会。竺可桢记载了当时的现场过程:

　　蔡先生报告在君在院两年来之工作。次咏霓述在君生平,关于地质方面其最大供献在于西南,尤其是云南、贵州两省,其提倡实地考察与古生物之功尤不可没。次适之报告在君对于朋友、学生及家属之感情交谊及其在上海商埠督办任内不苟取一钱之事实。次罗志希说数语,最后在君之兄弟致答词即散会。

　　蔡元培论其行政工作,翁文灏评其专业成就,胡适述其个人交谊,这样的安排十分恰当、也颇为得体。为何在这样的场合,安排胡适褒扬丁文江的交谊之道?这是值得讨论的一个问题。它反映了丁文江一生在其工作、学术成就之外,还有其成功的另一面——交友有方。胡适当年在为《独立评论》“纪念丁文江先生专号”撰写的《丁在君这个人》一文,主要称誉的也是丁文江的为人处世之道。

　　每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上,都有自己的人际圈子,这些圈子与他特定的文化背景、教育经历、宗教信仰、政党派别、宗族血缘等因素密切相联。丁文江不信宗教,故没有教友；未入政党,谈不上明确的政党从属关系。他的人际关系主要是与他的专业工作和文化背景联系在一起。

　　丁文江是一个善交的人,也是一个能交的人。他一生得益于朋友之处不少,造福于亲朋好友之处更多。傅斯年说:“他对于好朋友之态度,恰如他对于他的家人、妻与兄弟,即是凡朋友的事,他都操心着并且操心到极紧张极细微的地步,有时比他那一位朋友自己操心还要多。”“他之看重朋友,似乎大多由于他认为有用,学术上或事业之用。一旦既成朋友之后,他每每不自觉地颇以监护人自居,对于同辈(听说对于他年长的也有时如此)俨然像个老大哥。因此,朋友们一齐称之‘丁大哥’!”丁文江去世后,故旧亲友撰写的悼念、追忆文字,都表现出他对与之结交的朋友的亲和力、影响力以及人格魅力。

地质学界尊敬的领袖式人物

　　丁文江人际交往的第一个圈子是地质学界的师友、学生。他们交谊的纽带是共同的专业工作和科学志趣。丁文江与同行朋友的关系相处融洽,这从章鸿钊、翁文灏对他的回忆文字,从李四光对他的尊敬态度,从黄汲清、阮维周等众多学生对他的敬仰之情可以得到印证。他在地质学界从事研究、调查、教学达二十余年,被地质学界同行看做是一位值得信赖和尊敬的领袖式人物。

　　章鸿钊(1877-1951年)与丁文江结识于1911年。同年9月,丁文江赴北京参加游学毕业生考试,与章鸿钊等取“格致科进士”。据章鸿钊回忆他们初识的情景:

　　我和丁先生初次在北京见面,是前清末年,即民国的前一年。那一年,丁先生初从欧洲载誉归来,只不过二十四岁的一位少年,一副英英露爽的眉宇,和一种真诚坦率的态度,一见便知道他是一位才德兼优的人,已使我拨动了一种相见恨晚的情绪；何况那时候在中国要觅一位地质学界的朋友,远不像现在那样容易,也许还没有第二人,所以这一次会面,在我个人一生中,是最有意义的,也最不能忘记的。

　　学部考试毕,予列最优等,赐格致科进士出身。时同榜中尚有一学地质者,即丁文江氏也。丁氏亦于是年从英国毕业归国者,曾与之遇,相谈甚洽,此即予他日之同志矣。

　　1911年秋,章鸿钊担任京师大学堂农科大学的地质学课程,他是在中国大学第一位开设地质学课程的教师。中华民国成立后,章鸿钊在南京临时政府实业部矿务司地质科任科长,这是第一个管理地质事业的行政机构。在任期间,章氏在《地学杂志》连续三期刊载《中国地质调查私议》一文,建议开展全国性的地质调查,筹备设立地质讲习班。

　　丁文江与章鸿钊再次相会是在1913年,丁文江开办地质研究所后,聘请章鸿钊来所任教。“丁先生偏偏不肯居功,硬要根据旧案,坚决邀我去承办；他又知道我一点古怪脾气；不肯无故去吃人家的现成饭的,便悄悄地携着随身行李,跑到云南调查地质去了。这是何等雅量。”在地质研究所,章鸿钊与丁文江、翁文灏密切合作,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1921年5月章鸿钊撰著的《石雅》一书由地质调查所出版,丁文江为之作英文序言,大力推荐此书,称“按照科学的矿物学对中国古代的和现代的宝石详加鉴定,这对那些收藏宝石并且希望对自己所收藏的宝石有更多了解的人来说,是极为有用的。但本书,尤其对研究历史和考古学的学生来说,将是一座提供大量富有启发性资料的宝库”,对该书在国内外的广泛传播起了一定作用。章鸿钊在地质学界有“章夫子”之称,这一方面表示他作为学长得到大家的尊重,一方面则显示了章氏的旧(国)学素养获得同人的公认。章鸿钊对地质学史、矿业史研究有着强烈的兴趣,留有《农商部地质研究所师弟修业记》(京华印书局,1916年)、《中国地质学小史》(商务印书馆,1927年)、《中国地质学发展小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古矿录》(地质出版社,1954年)、《中国温泉辑要》(地质出版社,1956年)诸书。丁文江亦在当代地质学史、矿业史方面做过许多基础性的工作,撰有《中国矿业纪要》(与翁文灏合著,1921年)、《五十年来中国之矿业》(收入申报馆《五十年来中国之矿业》,1923年)、《中国官办矿业史略》(农矿部地质调查所,1928年)、《外资矿业史资料》(农矿部地质调查所,1929年),章、丁两人想必在这方面有着交互的影响。丁文江去世时,章鸿钊满怀深情地撰文追忆他们的交情,文末“含辛带酸”地写下挽联:

　　认责任内无处可放松,治学然,治事亦然,识君以来,始信自强在不息；

　　数交游中惟真最难得,能让易,能争非易,从今而后。几疑直道与偕亡。

　　翁文灏(1889-1971年)与丁文江初识是在1914年,时翁文灏留学归国,进入地质研究所做主任教授。在教学工作中,丁文江与翁文灏多次共同带领学生外出实习、考察。1916年地质调查所成立,丁文江任所长,翁文灏任矿产股长,两人曾共同商议创办《地质汇报》、《地质专报》等事宜,合作撰写《矿政管见》(内附《修改矿业条例意见书》,1920年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出版)、《中国矿业纪要》(列为《地质专报》第1种第1号,1921年出版)、《地质调查所的十年工作》(1925年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印行)等文。丁文江外出不在所时,地质调查所所务工作均请翁文灏代理,如1917年丁文江奉命调查长江下游地质,1918年底随梁启超赴欧洲考察,均请翁氏代理所长一职。

　　1921年丁文江受任北票煤矿公司总经理,为专心致力于公司事务,坚辞地质调查所所长之职,呈请任命翁文灏为所长,双方互相推让,最后只好仍聘丁文江为名誉所长,翁文灏为代理所长,直到1926年5月丁上任淞沪商埠督署总办辞去该职,翁文灏才正式接任所长一职。1928年丁文江回到地质调查所,第二年又与翁文灏“合拟一西南各省之地质调查及制图计划”。1930年,为纪念《申报》创办60周年,丁文江又与翁文灏、曾世英共同承担编绘《中华民国新地图》的任务。1931年《独立评论》创刊后,翁文灏虽政务繁忙,仍抽出时间为该刊撰写时评政论,成为该刊的同人。

　　1934年2月16日翁文灏因车祸受伤住院,丁文江不顾自身因病住院、病体未愈的身体状况,亲往杭州探视老友,照顾翁氏的家属,并写下《我所知道的翁咏霓——一个朋友病榻前的感想》一文,大力表彰翁氏克己奉公、勤奋工作的事迹,称赞翁氏为时代的“圣人”。

　　1935年12月9日丁文江病重住院,11日翁文灏乘飞机赶到长沙,下飞机后即由刘基磐陪往衡阳探视。当时丁已略省人事,尚未脱险,几个人会商,认为长沙湘雅医院医疗条件较好,决定转院。丁文江去世后,翁文灏帮助料理后事,亲往长沙参加丁文江的葬礼。在地质学界同人中,翁文灏撰写的追悼丁文江的文字最多,计有:《追悼丁在君先生》(载1935年《地理学报》第2卷第4期)、《对于丁在君先生的追忆》(1936年2月16日载《独立评论》第188号)、《追念丁在君先生》(诗,载1936年6月《地质论评》第l卷第3期)、《丁文江先生传》(载1941年《地质论评》第6卷第l-2期)、《追忆丁在君》(诗,载1946年《地质论评》第11卷第1-2期)、《关于丁文江》(载1982年《文史资料选辑》第80辑)等,这些文字是他们交谊的又一证明。在地质学界同行中,丁文江与翁文灏的关系可谓既深且长。

　　李四光(1889-1971年)与丁文江1911年同取进士。在应试期间,两人是否相识,没有留下可考的材料。1919年秋丁文江委托其弟丁文渊,与丁燮林一起到英国东部的锡矿山康为尔找李四光,见到李四光后,谈了请李四光回国来北大任教之事。说明丁文江对李四光的成就已有所耳闻甚或接触。不久,李四光接受了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发给的聘书。1920年5月,李四光回国任教,为使李四光安心从教,丁文江对其生活备加关照,得悉李四光的薪金不敷家用,遂为他在京师图书馆谋一副馆长的职位,以弥补其经济之不足。

　　另一方面,李四光对丁文江亦知恩图报。1929年丁文江前往北京时,暂时无房居住,曾寄住在李四光宅中。1931年8月5日北京大学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合作研究特款顾问委员会召开第一次正式会议,决定在北大特设研究教授职位,聘请15人为为研究教授,其中地质学系就有丁文江和李四光。

　　丁文江去世时,李四光在英国留学,刚刚完成《中国地质学》一书,闻讯后李四光在该书的《自序》中补充道:“正当我的原稿整理工作将告结束时,传来了我的朋友和最尊重的同事丁文江博士不幸逝世的消息,如果我借此机会对这位如此忠心致力于发展中国地质科学的人表示敬佩之意,或许不会是不合适的。”1937年12月李四光在长沙出席中国地质学会理事会期间,亲往岳麓山左家陇看望丁文江墓地,再次表达对亡友的怀念之情。

　　丁文江对年青一辈学子的培养与提携不遗余力。他任教的时间并不长,先后任教的学校有南洋公学(1912年)、地质研究所(1913-1916年)、北京大学(1931-1934年)。丁文江对后辈学人的成长颇为关注,故大家有著作问世时,都乐于请他作序。叶良辅的《北京西山地质志》、谢家荣的《地质学》即是两例。曾在北大担任丁文江助教的高振西回忆说:“他教书的时间,并不很久,似乎是无关轻重。但是他确是一个极端优秀的‘教师’人才,配作教师先生们的模范的!直接受过他的课的学生,同与他在一块儿教书的同事,没有人不承认这个事实的。”“我们曾得到直接受教的机会,而且相处有四年之久。我们真正地觉得,丁先生不只有作教师的资格,而且能全部地尽了他做教师的责任。”这样的评语,当是对一个教师的最高奖赏。

　　由于长期在地质学界担任主要领导人,丁文江成了这一学人群体的精神纽带,他对这一群体具有极大的凝聚力。翁文灏对此评价说:“在君先生在中国地质学界中无疑的足称先辈,不但他的工作开始较早,而尤在他对于其他人才援引甚力,指导特殷。我们试追想他曾如何费力荐李四光先生做北大教授,如何用心做西南地质调查计划使赵亚曾先生等分途进行,如何极有见识的坚持黄汲清先生在瑞士必须做构造地质的实施工作,但不要在辽远地方写一知半解的中国地质论文。他有用人之明,他更能用人之长。”

与梁启超的关系非比寻常

　　丁文江进入的第二个圈子是梁启超派。梁启超是丁文江一生最尊重的长辈。胡适说:“他和任公从没有政治的关系,完全是友谊的关系。”这一看法并不太准确。实际上,在政治上丁文江附属于梁启超为首的研究系,与任公的私人关系尤深。丁文江的三次重大变动,即1918年底梁启超邀约他赴欧美之行,1921年6月刘厚生聘请他任北票煤矿公司总经理,1926年蒋百里向孙传芳推荐他出任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总办,都系梁派促成。然因缺乏专文讨论他俩的关系,故世人所知不详。

　　丁文江与梁启超的关系,始于1918年12月底他与梁启超一起去欧洲考察。据其弟丁文渊述其来由:“民国七年,任公以私人资格,去欧洲游历,想借此对欧洲做一个详细的考察。因此除了蒋百里、张君劢、刘子楷三位老朋友以外,还请了徐新六作为他的财政经济顾问。到时任公仍以为不足,很想再得一科学专家同行,才能对于现代的欧洲,有彻底的认识。于是徐新六就推荐了二哥,二哥才认识了任公先生。”

　　梁启超自谓:“我们出游目的,第一件是想自己求一点学问,而且看看这空前绝后的历史剧怎样收场,拓一拓眼界。第二件也因为正在做正义人道的外交梦,以为这次和会真是要把全世界不合理的国际关系根本改造,立个永久和平的基础,想拿私人资格将我们的冤苦向世界舆论申诉申诉,也算尽一二分国民责任。”此外,梁启超还心蓄重组人马,以图东山再起之意。所以代表团人员的组成都是梁氏精心选择的结果。临行前,他在上海与张东荪、黄溯初“谈了个通宵”,“着实将从前迷梦的政治活动忏悔一番,相约以后决然舍弃,要从思想界尽些微力,这一席话要算我们朋辈中换了一个新生命了。”这说明,梁启超前此虽公开表示退出政坛,但其心未泯。代表团一行七人,分两组出发,梁启超自带蒋百里、刘子楷、张君劢、杨鼎甫四君取道印度洋、地中海,丁文江、徐新六经太平洋、大西洋,1919年2月到达伦敦后会合。

　　丁文江随梁启超赴欧洲考察的情形,丁文渊有一段交待:

　　据新六告诉过我,任公在法、英两国的演讲,多是二哥替他翻译,任公对他极为倾倒。二哥素性憨直,对人极具至性,有问必答,无所隐讳。与任公坐谈之际,尝谓任公个性仁厚,太重感情,很难做一个好的政治家。……因此劝任公放弃政治活动,而从事学术研究,任公亦深以为然,此则任公的大过人处。像他那样,早岁就参加变政大计,而又誉满中外的一位大人物,当时还正在他鼎盛的时候,居然能够听一个青年后辈的劝言,翻然改图,从事学问,终身奉守不渝,只有任公具有那种“譬如昨日死”的精神,才能确实做到。新六又言,二哥当时还曾设法协助任公如何学习英文,并且介绍了好几部研究史学的英文书籍,任公根据此类新读的材料,写成《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以后许多历史学术的著作,也就陆续出版,成为民国史学上的一位大师。任公以后掌教于清华研究院,据胡适之先生说,也是二哥在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所主张的。

　　丁文江为代表团做翻译,教任公学习英文,这些征诸梁启超的私人信函可得到佐证。1919年6月9日梁启超在《与仲弟书》中曾道及“习英文”一事:“故每日所有空隙,尽举以习英文,虽甚燥苦,然本师(丁在君)奖其进步甚速,故兴益不衰。”至于丁文江对梁任公的忠告在不同场合也有提及,如7月29日丁文江会晤颜惠庆,谈及对任公的印象时表示:“他认为梁启超是优秀的作家,但不是政治家。”这样的看法是否为任公所喜闻,或任公其他朋友所认同,是一件值得怀疑的事。至少在梁启超周游欧洲期间,张君劢、蒋百里等人是鼓励他东山再起,“仍当从事于政党的组织。”丁文江与张君劢等人的分歧在这里实已露端倪。

　　(未完,敬请继续关注本周四历史版。)

　　◎欧阳哲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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