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丁文江先生诞辰122周年]丁文江的“苏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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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文江的“苏俄经验”

　

○　欧阳哲生

    俄国十月革命及其新生政权，作为一新生的进步事物，曾引起世界的巨大震撼。世界各地许多进步人士、知名学者都前往俄国，亲自考察它的社会主义实验。在西方，对苏俄的观察，有两种类型：一种以英国哲学家罗素为代表，他们受过英美自由主义的熏陶，有着根深蒂固的自由主义情结，对苏俄的观察带有一定的批判性，对其政权的无产阶级专政性质更是感到疑惧。罗素注意到：“布党极不赞成德谟克拉西，而欧西各国适得其反，此为俄与欧西各国不能融洽的一大原因。”他主张：“我虽信共产主义是一种好学说，我虽信彼是文化的进步；但我想须用循次渐进的方法来实行这主义，必用别的方法开导人民，不必用强硬手段压迫他们。”[1]一种以法国作家罗曼•罗兰为代表，他们曾是左翼作家，是进步力量的代表，在未去苏联以前亦颇为倾向社会主义，但在亲自接触苏联的现实情况后，对其某些做法有所保留，碍于情面他们又不便作公开批评，罗曼•罗兰生前不愿公布自己的《莫斯科日记》即是典型一例。不过，这两种类型的知识分子与西方主流媒介对苏联充满敌意的态度有着根本的不同，他们的主张富有学理的内涵。

    中国知识分子对苏俄社会主义实验的认识，亦有两种不同类型：一派是以瞿秋白、茅盾、胡愈之为代表的左翼知识分子，他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带着朝圣的心情去苏联游览，他们撰写的苏俄游记，如瞿秋白的《饿乡纪程》和《赤都心史》、胡愈之的《苏联印象记》，反映了共产党人或左翼人士的观点。一派是以胡适、蒋廷黻、丁文江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他们曾在英美接受过高等教育，对英美民主政治有相当深入的体验，面对苏俄社会主义实验这一新生事物，他们抱着极大的兴趣亲自前往考察，他们虽未动摇自己对英美式民主政治的信念，但对苏俄的实验亦未作否定，甚至有相当的同情。其中丁文江的苏联之行相对胡、蒋来说，在思想上的跳跃、变化似更大，他不仅发表了《苏俄旅行记》，而且在政治见解上作了一定的调整。

    1933年6月23日，丁文江从上海乘船出发，踏上去美国的旅程。丁文江在芝加哥参观博物馆，到华盛顿出席第16届国际地质学会大会后，8月2日遂离开纽约前往欧洲，他在法国、英国、德国、瑞典等国做短暂停留后，8月30日进入苏联境内，进行为期两个月的苏联之行。丁文江去苏联时，抱有很大的期望，拟订了一个很大的计划，后经苏联方面的劝告，他对自己的考察项目有所调整。[2]即使如此，在当时前往苏联的中国人中，丁文江可能是涉足领土最广，对其建设情况最为熟知的专业人员。他的苏联之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旅行观光，而是具有专业考察的性质。从他后来的言论来看，他在从事地质考察和经济考察的同时，颇为留意苏联政治。他的苏联经验，可以说是他人生和思想的重要收获。

    1920、1930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有两次环球之行。一次是胡适自1926年7月至1927年5月历时十月的欧美之行，它是中国自由主义者对全球政治所做的第一次实地考察。胡适从北京出发，通过东北入境苏联，作短暂停留，然后去英、法访问，再横跨大西洋，远走美国，最后从美国途经日本，绕球一周后回到上海。胡适在苏联的停留时间虽极为短暂，但他的苏联之行给他的政治思想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在自由主义者中也引起了热烈的讨论，[3]甚至促使某些人如徐新六、丁文江等开始研读马克思著作。[4]尽管如此，胡适的政治信念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这在他的《漫游的感想》等文中有明白的表示。[5]相对来说，1933年丁文江的欧美之行，与胡适有微妙的差别。丁文江在苏联停留的时间较长于胡适，所考察的范围，所经过的地方也远多于胡适，因此他对苏联的了解自然也比胡适更广泛、深入。加上他去苏联的时间，比胡适晚了近七年，这个时间差，也就是胡适特别提到的“在君到苏俄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满期之后八个月”。[6]苏联圆满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苏联跃升为欧洲第一工业强国。目睹苏联的巨大变化，丁文江心灵所产生的震撼，自然也要大于胡适。丁文江对苏联的好感，溢于言表，当时任中国驻苏大使的颜惠庆对此印象深刻，1933年9月8日他在与丁文江晤面后写道：“出席吴招待丁的宴会。丁对苏联的印象非常好。他赞成在目前情况下的现有制度。”[7]他弟弟丁文治翻译美国新闻记者张伯伦（H.Chamberlain）发表在美国《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的文章——《苏俄五年计划的结算》，实际上也是表现了他对苏联经济建设成就的认可。[8]在丁文江之前，地质学家李四光亦曾赴苏俄一行，并留下《一个月在苏俄的所见所闻》的文字，表现出对苏俄的好感，但他的观察毕竟是“走马看花的印象”，[9]远不如丁文江的《苏俄旅行记》细腻。

    丁文江未去苏联之前，曾有心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和苏联问题。1930年8月25日他致信胡适，就透露说：“我新近看了许多讲俄国经济的书。Dobb’s Russ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Since the Revolution，尤其好，希望你看看。”[10]9月9日他再次致信胡适说：“我近来看了许多讲俄国的书，对于俄国的情状有一点了解了。下列的几部都值得看：Dillon：Russia Today & Yesterday(最浅薄,但文字颇好)。Dobb：Russ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Since the Revolution (favorable to Bol.)。Yugoll:Economic：Trends in Soviet Russia(Unfavorable,but rather fair)。我本想做几篇提要，因为太忙，只好作罢。你如高兴，似乎值得做。”[11]显然，丁文江对苏联问题的研究抱持一种积极的态度，他甚至鼓励胡适也这么做。经过一番认真的研究，丁文江对苏联的革命试验初步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看法，这反映在他发表的长文《评论共产主义并忠告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如果说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讨论基本上属于学理的性质，对苏联的观点则深深地打下了自由主义的烙印。在这篇文章中，他有多处严厉地批评苏联：“共产党的革命在苏俄是极残酷的，但是我们没有理由说在其他各国一定要如苏俄一样的。”“照苏俄的现状，我们看不出一点平等自由的光明。不错，资本阶级是没有了。……统治的阶级，很廉洁，很努力，许多非共产党都可以承认的。然而平等则完全不是。……足见得苏俄统治者的生活与平民是两样的。”“苏俄的首领最相信科学的，但是自由是养活科学最重要的空气。今天说，这是资产阶级的余毒；明天说，这是与马克思、列宁学说违背。科学如中了煤毒的人一样，纵然不死，一定要晕倒的。”[12]但从苏联回来后，类似的语言基本上没有再出现在丁文江的文章中。

    丁文江自苏联归国后，他的思想、身体、生活均有极大的变化，与他有密切接触的人们对此印象深刻。傅斯年提到他盛赞苏联的婚姻制度，[13]想埋头著书立说，精神上有点反常。[14]丁张紫珊看到他下决心戒掉了吕宋烟。[15]胡适发现他身体颇为疲惫，有些不适。[16]丁文江回国后，在《独立评论》发表的政论文字有：《我的信仰》（第100号）、《实行统制经济的条件》（第108号）、《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第133号）、《再论民治与独裁》（第137号）、《科学化的建设》（第151号）、《苏俄革命外交史的一页及其教训》（第163号）。另在《大公报•星期论文》上发表《公共信仰与统一》（1934年1月14日）、《实行耕者有其地的方法》（1935年10月13日），这些文章明显反映了“苏俄经验”对他思想的刺激和影响。胡适在《丁文江的传记》引言中称，傅斯年曾宣布要写三个题目：《丁文江与中央研究院》、《丁文江与苏联之试验》、《我在长沙所见》。其他两个题目较好理解，唯其要写《丁文江与苏联之试验》这篇文字，如别无所见，似不会拟出这样一个极具政治敏感性的题目。傅斯年在他的两篇悼文中，零星地提及丁文江从苏联回来以后的思想变化。在《丁文江一个人物的几片光影》一文里，明确表示要“再写一文说明”丁文江回国后的思想变化，但终究没见下文。胡适在《丁文江的传记》中的第十六节《苏俄的旅行（1933）——最后三年的政论》，虽以一节的篇幅讨论丁文江苏联之行以及后来的政论，但限于当时的冷战气氛，胡适较多地渲染了丁文江对苏联社会主义试验保留的一面，并未细究丁文江在苏联之行前后思想的微妙变化。实际上，丁文江的思想变化在其归国后的政论文字中明显有迹可寻。

    在政治上，丁文江明确主张中国现行的政治只能实行“新式的独裁”。民主与独裁的讨论是193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内部的一场混战。讨论首先是在蒋廷黻、胡适之间展开，丁文江以一篇《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介入，其立场明显倒向蒋廷黻这边，而与胡适的“民主政治”论相左。丁文江认定：“在今日的中国，独裁政治与民主政治都是不可能的，但是民主政治不可能的程度比独裁政治更大。凡胡适之先生所举的独裁政治的困难和需要，都是实行民主政治所不可免的困难和需要，而且程度加大。”丁文江提出“试行新式的独裁！”、“因为新式的独裁与旧式的专制是根本不能相容的”。[17]丁文江的观点如石击水，在朋友中一时激起极大的反响。胡适、陶孟和、吴景超、陈之迈等人纷纷撰写批评文字，针对丁文江的观点予以反驳。丁文江又续作了《再论民治与独裁》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不仅指出：“苏俄的共产党理论上也是承认民主政治的。从马克斯起到司他林止，都把劳动阶级专政认为是过渡的，是达到真正民主政治的一种手段。”而且认为：“政治上地位稍为稳固一点的人，连一句不愿意听的话，都传不到耳里。这正是中国国民党与苏俄共产党不同的地方。”明显表现出对苏联共产党的好感。在文章的结尾，他对自己的政治选择作了明确回答：“我少年时曾在民主政治最发达的国家读过书的。一年以前，我曾跑到德意志、苏俄参观过的。我离开苏俄的时候，在火车里，我曾问我自己：‘假如我能够自由选择，我还是愿意做英美的工人，或是苏俄的知识阶级？’我毫不迟疑地答道：‘英美的工人！’我又问道：‘我还是愿意做巴黎的白俄，或是苏俄的地质技师？’我也毫不迟疑地答道：‘苏俄的地质技师！’……”[18]这似乎又传递出在国难之际，他的自由主义是服从民族主义这一信息。

    在经济上，丁文江吸收了“苏俄”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接受了某些社会主义的因素，主张“统制经济”，“实行耕者有其地”和“科学化的建设”。“统制经济”也可称“计划经济”，它是针对“放任经济”，也就是“自由经济”而言。1930年代欧美各国在经济上“大家都承认放任经济的末日到了；统制经济是人类走向极乐世界的大路”。丁文江指出，在中国实行“统制经济”需要的条件：“第一个条件是要有真正统一的政府。”“第二个必需条件是收回租界，取消不平等条约。”“第三个必需条件是行政制度先要彻底的现代化。”其中“现代化的行政制度第一要有廉洁的官吏”。“第二行政组织要健全。”“第三握政权的人要能够信任科学技术，识别专门人才。”[19]丁文江理想的“统制经济”是与一个高效、廉洁、专业型的政府联系在一起。

    “实行耕者有其田”，这是中国历代农民的根本愿望，也是孙中山先生在经济上的一个理想，也是中国共产党对农民的根本政策。“自国共分裂以来，国民党右倾，早已把这个口号忘记。”《独立评论》同人重提这个问题，显然是当时农村阶级矛盾加剧的反映，也是1930年代社会主义运动影响的一个结果。最先注意这个问题的是蒋廷黻、吴景超两人，蒋廷黻称“现在的民族主义不加上高度的社会主义或民生主义，不能成为大有力的发动机。……我们所须行的就是耕者有其地”。[20]吴景超提出政府以土地债券向地主购地，给与佃户。债券的本息由佃户于若干年内摊还。“其数目之多少，以不加重佃户负担为原则。”[21]在国民党方面，阎锡山发表了《土地公有案》，他的办法是由村公所发行村公债收买全村土地为公有。在这种背景下，丁文江亦认为“‘耕者有其地’的政策在目前的中国是有实行的必要，并且有实行的可能的。我并不是说‘耕者有其地’以后农村一切问题都已解决——土地不敷分配，生产力量薄弱当然如故。然而最受痛苦的农民因此减轻地租的担负，于政治上、经济上，都有极好的影响”。丁文江同意吴景超的办法，“要使得‘耕者有其地’而同时农民负担减轻，一定要政府筹大宗的款项来供收买土地之用。这种款项的来源最好是清理田赋”。[22]

    “科学化的建设”是丁文江科学观在经济领域的表现。他指出：“建设如果要科学化，第一，建设的费用除非有外资的输入不能超过国民经济的能力，建设用款全数是固定的投资。这种投资虽然可以希望生利，但是本钱的收回为期很远，所以，在一种经济现状之下，这种投资可能的总数是与国民全体的收入有相当的比例。”“第二，是要有轻重缓急的标准，宁可少做几件事业，但是一定要有始有终。”“第三，建设当然要有统一的职权。因为不然则上面所列的两种条件都是做不到的。但是我所谓统一职权不是随便照着纸片上的系统可以做得到的。国家应该把要建设的事项做一个整个的计划，把各事项所需要的研究，设计，执行，与普通行政分析清楚，再考察现有各机关的成绩与人才，然后决定他们的去留增减。”最后谈到建设，他认为“未经实行以前必须有充分的研究与设计。”除此以外，人才也极为重要，“假如国家不能养成专门的技师，一切专门的事业当然无法着手。比专门技师尤其重要的是任用专门技师的首领。假如他们不能了解科学的意义，判断政策的轻重，鉴识专门的人才，则一切建设根本不会成功的。”[23]值得注意的是，在谈到机关的去留增减时，丁文江引用苏联的地质调查的经费一例来说明苏方对地质调查的重视，反驳“有人提议把地质调查所归并到地质研究所里面，并且把他的原有经费减去一半”的想法。

    在思想上，丁文江明确表明了自己的信仰。在他看来，谈信仰所需解决的第一个问题“是善恶的问题”。丁文江认为：“善的行为是以有利于社会的情感为原动力，以科学知识为向导的。”这里丁文江似乎强化了他在“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时所表达过的观点，即他认为人生观是受科学支配的，他表现了自己非宗教、反宗教的立场：“我不相信有主宰世界的上帝，有离身体而独立的灵魂。不错，我不能完全证明上帝和灵魂是没有的。但是第一：证明的责任是不在我而在相信神秘的人，因为上帝和灵魂都是看不见，听不到，摸不着的东西。你相信它们是有的，应该先请你拿证据来。第二：没有上帝和灵魂的可能性，比有的要大得多。”[24]丁文江虽然明确反对“神秘的宗教”，但他认为“宗教心是人人都有的，但是正如人的智慧，强弱相去很远。凡是社会上的真正首领都是宗教心特别丰富的人，都是少数”。[25]

    对待宗教的态度是如此，对待政治的态度，他也将自己向往的政体重新作了说明。可能因为他的两篇有关“独裁与民主”的文章，丁文江背上了主张“独裁”的恶名，为此他不得不加以澄清：“同时我也不是迷信独裁制的。在现代社会中实行独裁的首领责任太重大了。任何富于天才的人都很难称职。何况这种制度的流弊太显明了。要能永久独裁，不但必须要消灭政敌，而且要使政敌不能发生，所以一定要禁止一切的批评和讨论。在这种制度之下做首领的腐化或是‘盲化’只是时间问题。”不过，他主张“假如做首领的能够把一国内少数的聪明才德之士团结起来，做统治设计的工作，政体是不成问题的。”对于共产主义的态度，他说得很明白：“第一我不相信革命是唯一的途径——尤其不相信有什么‘历史的论理’能包管使革命会得成功，或是在任何环境之下革命一定要取同样的方式。第二我不相信人类的进步除去了长期继续努力以外，有任何的捷径。所以我尽管同情于共产主义的一部分（或是一大部分），而不赞成共产党式的革命。”[26]这样一种政治选择，实际上表现了自由主义的两面性，在中国社会环境中显然缺乏现实的政治力量支撑。

    丁文江当时的思想变化并未完全定形，还处在演变的过程之中，因而我们对他可能的思想发展方向，做过于强势的论证，或者做凝固化的判断，都似有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他之嫌。一些自由主义者后来大大改变了自己当初对“苏联经验”的看法，完全并入到反共、反苏的行列，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1930年代被丁文江引为同调的蒋廷黻。也有一些自由主义者逐渐走向社会民主主义，最终倒向社会主义，接受苏联模式的正当性和典范性，周鲠生、李四光即是如此。预测未来是一件危险的事，如果丁文江的生命延续二十年，他会做出怎样的抉择：向左还是向右？这真是一个难以回答的疑问？！

    丁文江去世时，翁文灏曾作长篇悼诗《追忆丁在君》，其中诗云：“研读西儒资本论，更证苏联气象新。炉火纯青振冶炼，宝藏兴启竭艰辛。从此坚信振弱国，须赖精励尽天真。（君游苏联归后，深信必有坚贞不拔之诚，方收起死回生之效。）”[27]在所作另一首《洄溯吟》诗中，翁文灏又写道：“奋起苏联兴大计，回旋国士抱衷心。（丁在君读马克思《资本论》后，于1933年往苏联考察，深信须有主义具决心，方真能建设，而造成新国，显非蒋政权所能胜任。勉受蔡孑民坚约，暂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稍有布置后志当辞退，从事政治工作，不幸于1935年杪受煤气毒，以致殁于湖南。）”等语。[28]从翁氏的这两段诗语可以看出，丁文江从苏联回国后，他的最大愿望可能是从政，他发表的一系列政论即是一个征兆。而他有意回避蒋介石邀约他担任铁道部长这一职位，以免成为囊中之物，则反映了他在政治上可能有更大的抱负。

　

[1]罗素：《布尔什维克与世界政治》（李济民、杨文冕笔记），载1920年11月3日《民国日报》。
[2]参见胡适：《丁文江的传记》，收入《胡适文集》第7册，第512—513页。
[3]参见《胡适的日记》（1926年7月17日—8月20日），收入《胡适研究丛刊》第二辑，第335—351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12月版。胡适：《欧游道中寄书》，收入欧阳哲生编：《胡适文存三集》卷一，《胡适文集》第4册，第41—50页。
[4]参见《徐新六致胡适》，收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422页。徐在信中谈及丁文江辞去淞沪商埠总办一职的情形时说：“此后行止，渠拟一方面将未完之云南地质视察等报告完成，一方面‘读书’。弟劝以于一年之中埋头读经济学书，是广义的，自斯密亚丹以至马克思、苦罗巴金之理论，以及财政、币制、赋税、人口各种应用问题，均须加以研究。渠颇首肯。”
[5]有关这方面情形的论述，参见欧阳哲生：《胡适与中美文化交流》，收入《新文化的传统——五四人物与思想研究》，第350—351页，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4月版。
[6][16]胡适：《丁文江的传记》，收入《胡适文集》第7册，第523、497页。
[7]上海市档案馆译：《颜惠庆日记》第二册，第767页。
[8]丁文治译：《苏俄五年计划的结算》，载1936年5月14日《独立评论》第50号。
[9]参见李四光：《一个月在苏俄的所见所闻》，载1925年10月17日《现代评论》第2卷第45期。
[10]收入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3册，第156—157页。
[11]《丁文江致胡适》，收入《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19—20页。
[12]丁文江：《评论共产主义并忠告中国共产党》，载1933年5月21日《独立评论》第51号。
[13]傅斯年：《我所认识的丁文江先生》，载1936年2月16日《独立评论》第188号。
[14]傅斯年：《丁文江一个人物的几片光影》，载1936年2月23日《独立评论》第189号。
[15]丁张紫珊：《悼在君二哥》，载1936年1月20日《国闻周报》第13卷第4期。
[17]丁文江：《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载1934年12月30日《独立评论》第133号。
[18]丁文江：《再论民治与独裁》，载1935年1月27日《独立评论》第137号。
[19]丁文江：《实行统制经济的条件》，载1934年7月8日《独立评论》第108号。
[20]蒋廷黻：《民族主义不够》，载1935年9月15日《大公报》。
[21]吴景超：《耕者何时有其田》，载1935年8月25日《独立评论》第165号。
[22]丁文江：《实行耕者有其地的方法》，载1935年10月13日《大公报》。
[23]丁文江：《科学化的建设》，载1935年5月19日《独立评论》第151号。
[24][25][26]丁文江：《我的信仰》，载1935年5月6日《大公报》。
[27]翁文灏：《追忆丁在君》，载1946年《地质论评》第11卷第1—2期。
[28]《洄溯吟》是翁文灏撰写的自传性诗稿，于1953年1月8日完稿。全稿共七律58首，手稿由翁文灏的儿子翁心鹤珍藏。翁心鹤曾将诗稿复印件赠给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教授李旭旦。1985年南京师范大学古文献整理研究所主编的《文教资料简报》第2期刊登了该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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