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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丁文江文集》的错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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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V.8]以坛为家I

发表于 2016-8-19 21:34:35 来自: 中国江苏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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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观察
  《丁文江文集》欧阳哲生 主编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8年7月,743.60元
  丁文江的著作中有相当大一部分专业性很强,我看不懂,也就不准备去看了。在七卷本的《丁文江文集》里,我读了的,只有第一、第七这两卷。就只说这两卷,其中错字就很不少。先说第一卷里面的。
  第一篇文章《哲嗣学与谱牒》,其中说到“法国生物学者波万里(Boveri)”(第10页),这“法国”是“德国”之误。查《不列颠百科全书》,他1862年10月12日出生在巴伐利亚班贝格[德国],1915年10月15日卒于维尔茨堡。百科全书中说他是“德国细胞学家。研究了蛔虫卵,证明染色体是细胞核内可分的连续实体”。(1999年国际中文版,第3册,第85页)
  《玄学与科学的讨论的余兴》开头一句:“天下没有打不完的官司,笔墨官司自然也不是例外。两边既然已经用了三四万字把有关系的事实论点发表了出来,惟有听读者来做审判官慢慢审查判决。”(第71页)查《努力周报》原刊,“听读者来做审判官”无“来”字。虽说多了一个“来”字,意思倒也并没有大出入。只是“两边”原刊是“两造”,这就改错了。打官司的原告被告就叫做“两造”,作者用“两造”一语,是为了和上面写的“打官司”相呼应,改做“两边”,就起不了呼应的作用了。
  《中央研究院的使命》一文中说:“协和医院的前眼科主任毕拉特(Pillat)曾经用一调羹鱼肝油救了一个人的眼睛。所以他曾主张中国政府应该每年‘放鱼肝油账’”。(第91页)“放……账”显然是“放……赈”之误。“放赈”就是发救济的意思。
  《重印〈天工开物〉始末记》一文中,一处引《奉新县志·宋应升传》,有这样一句:“一日忽泣然曰:‘吾其死乎?’”(第120页)“泣然”显然是“泫然”之误。这个错字还可以推诿说是承袭了《读书杂志》原刊的错字,同页下面这一句:“因知北乡宋氏为奉新尊族。”就不能这样推诿了。“尊族”原刊作“望族”。“望族”在《现代汉语词典》里有词条:“望族:有名望、有地位的家族。”“尊族”在《现代汉语词典》里没有词条,不成为一个词。
  《忠告旧国会议员》一文中说:“当诸君在天津开会完了以后,我就听见有几位在天津客机里,痛骂保定。”(第158页)查《努力周报》原刊,“客机”系“客栈”之误。同一页上边:“今天跑到广东,做非党国会的议员,明天会跑回北京在经济调查局当差使。”查原刊,“非党国会”原来是“非常国会”之误。1921年4月7日,国会参、众两院议员二百多人在广州举行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这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也可算是尽人皆知的事件之一。
  《日本的新内阁》一文中提到犬养毅首相遇刺后的代理首相高桥是清(在继任的斋藤实内阁中任藏相),把他写成“高乔”(第264页),查《独立评论》原刊,写的是“高桥”,没有错。
  《现在中国的中年与青年》一文中,把“科举时代”错成了“科学时代”(第356页)。
  再说第七卷。《我第一次的内地旅行》中有这样几句:“潕水的颜色是红黄的。潕水是清的。所以潕水又叫做清水江。两条水会合的地方,清水与混水合流,界限起初看得很明白;一直到城南,方才完全混合。”(第20页)读者看了这几句,真不知道作者要说的是什么意思。查阅了《独立评论》所载的原文,才知道这里的三个“潕”字,只有第一个没有错,后面的两个“潕”字,在原刊中都是“沅”字!
  《太行山里的旅行》中说:“山比县城高不过一百公尺,但是因为四面是平地,望的很远;西北全是石灰岩的大山,紧逼煤田盆地的两边。”(第30页)查原刊,不是紧逼煤田盆地的“两边”,只是紧逼“西边”。
  《金沙江》一文中说:“对于鲁南、龙爪这两道大川而言,会理是一个盆地。”(第87页)查原刊,“大川”是“大山”之误。本来嘛,大山之间才会有盆地,大川之间只会有山脉吧。
  同一篇里:“盐井附近金沙江是东西的,下流一公里才转向东北。”(第96页)查原刊,“东西”系“东南”之误。这就可解了:金沙江的大方向是从西向东流,在盐井附近是向东南方向,一公里之后转向东北方向。在这里,“东西”是什么方向呢?
  在致胡适的一封信(1928年12月4日)中,丁文江说了这样一件事:“我一星期前看见蒋庙森,询问他英国赔款的消息。他说近来大有搁浅的样子,详细原因,连他也不知道。这当然是实话。以后我设法征求他个人的意见。他忽然说:‘我私人有一种意见,还没有向政府建议,并且请你绝对守秘密。我以为已经交存的款项,可以仍照第一次议会通过的办法,由外交总长支配。其余的六七百万镑,完全退还中国政府,听中国自己支配。如此直截了当,一面可以表示我们的诚意,一面可以省去将来的纠葛,岂不两便?’”(第247页)谈的是英国退还庚子赔款的事。只是“蒋庙森”这个姓名十分眼生。按说,能够向英国政府提出这样的私人建议的,应该是一个有相当身份的人,这人是谁呢?查阅《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看到了原信的影印件,原来写的不是“蒋庙森”而是“蓝浦森”。这就对了。蓝浦森(Lampson,SirMilesWedderburn,1880-1964),一译蓝普森、蓝博森,1926年至1934年间任英国驻华公使。在这封信之前,丁文江在谈及庚款的通信中已经不只一次提到他,例如1927年6月9日致胡适、徐新六信中说的:“至于我个人的加入与否,不成问题,我早向蓝普森表示过的。”(第236页)更早,1926年2月11日致胡适信中所说的“英使”(第230页),指的也是他。对于以前的书信中已经出现过的人名,谈的又是不只一次谈过的事情,真不知道怎么会弄错。
  致胡适的另一信(1930年7月26日)中,有这样一句:“我从大连写给你的信,没有稿子,你如还有油印的,请你寄给我一份。”(第265页)查阅《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原信清清楚楚写的是“大定”而不是“大连”。人们都知道,丁文江于1927年8月到1928年4月在大连住了几个月。于是主编者以为这信中问的是他旅居大连期间写的信,就把信中所写的“大定”臆改为“大连”了。却没有想一想,1929年12月中旬,丁文江在贵州省大定县停留了几天,在这里得到了赵亚曾遇难的噩耗。12月14日他写了一封少有的长信(三千多字)给胡适(第259-262页),报告这个凶讯,并且托胡适帮忙办一些善后的事情。丁文江写信向胡适索取的就是这封信或者它的油印副本。丁致胡的下一信(1930年8月17日)的开头就说:“七月三十一日的信收到了,大定的信已抄了一份。现在把原信寄还给你。”(第265页)更可证明书中的“大连”二字是改错了。
  关于这封大定的信,还可以附带说一点意见。第259页有“编者注:此页上有‘赵是蠡县保定人,字予仁’一语。”这里“蠡县”二字错了。原信写的是“直隶”二字。直隶是河北省的旧名。保定属河北(直隶)省,而蠡县是属保定市的。
  书中也有一些标点断句方面的错误。这里只举一例。
  在丁文江致胡适的一封信(1929年4月18日)中有这样几句:
  任叔永是个诗人,沿路上“口占”了四绝,叫我和他。我的和诗如左:(《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3册,第110页)
  而在《丁文江文集》中,却被标点成这样了:
  任叔永是个诗人,沿路上“口占”了四绝诗《我和他》。我的和诗如下:(第249页)
  原信中“叫我和他”的“和”字是诗词唱和的意思,下面写的四首“和诗”可以作证。标点者却把这“和”字误看作连词了。再说,这《我和他》只能作为新诗的标题,似不宜于作为旧体诗的标题的。
  说到旧体诗,顺便就说一下书中对旧体诗作品的处理。在《七律》标题之下,有这样一篇:
  记得当年来此山,
  莲峰滴翠沃朱颜。
  而今相见应相问,
  未老如何鬓已斑?
  峰头各采山花戴,
  海上同看明月生。
  此乐如今七寒暑,
  问君何日践新盟?(第306页)
  稍稍知道一点诗词格律就可以看出这不是一首律诗而是两首绝句。书中注明的材料来源是胡适《丁文江的传记》。我就去查阅胡适的这部作品。胡适写的是:
  有一天,在君夫妇同济瀛去游北戴河的莲花山,在君做了两首绝句寄给我,信上催我去秦皇岛同他们玩半个月。他的诗如下:(《胡适全集》第19卷第506页)
  可见材料提供者胡适已经说明这是“两首绝句”了,不知道为什么文集编者偏要说这是一首律诗。
  本书编辑凡例第五条说:“原文(稿)无法辨认的字以□示之。”我发现,有一些清清楚楚不难辨认的字,书中也用缺字符号□代替了。例如丁文江在一封致胡适的信(1929年5月21日)中说到康有为,“这位先生的固执自大简直是□□□第二。”(第250页)这里被省略掉的三个字,清清楚楚是“孙中山”,丁文江对康有为、对孙中山有一点不敬,只是他个人的意见,有什么必要为之遮掩呢?
  书中附录了董作宾致傅斯年、李济的一通电报,末署“董作宾叩□”(第282页)。这里□所代的是个“灰”字,也是清清楚楚的。那时拍发电报为了节省字数,日期常用平水韵的韵目来代替:一东二冬三江四支五微六鱼……,这“灰”字代表的是“十日”。董作宾的这份电报是4月10日发的。看来编者不知道这里的“灰”字是什么意思,就按照无法辨认处理了。
  第七卷卷末附编有《丁文江先生年谱》,是一部洋洋23万字的大著作,收集有关丁氏生平材料甚多。可惜的是没有重视时代背景的交代,读者面对这许多材料反倒不无凌乱之感,看不出头绪来了。例如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在这部年谱里就很少反映。年谱中第一次出现“北伐”二字,是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举兵北伐。”(第440页)这就不对了。1926年7月4日,国民革命军发表北伐宣言,7月9日在广州誓师北伐。事实上是先有北伐军的攻克南京,才能够有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的。北伐战争中,国民革命军和孙传芳部的大战,直接关系到谱主的升沉荣辱,在年谱中竟无一字反映。奇怪的是,年谱中竟出现了这样的记载:1927年“5月,国民革命军北伐,日军为阻北伐,在济南制造惨案”(第441页),就把1928年发生的“五三惨案”提前写到1927年来了。如果想一想北伐战争的全过程,就会明白这一连串历史事件的先后次序,就不会弄错年份了。
  诸如此类的时间错乱可能还有。例如1926年:“10月5日,颜惠庆在日记中写道:丁文江来访,他才从奉天回来。”(第430页)丁文江有过在1926年10月5日以前不久到奉天(今沈阳)的事吗?人们知道的,这时他正在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总办的任上,正忙于为了收回上海会审公廨的事与有关各国总领事谈判。这中间他怎么能抽出时间赴奉天一行呢?手边无《颜惠庆日记》可查,估计年谱在引用此项材料时,年份或月份有误。否则就难以理解,须作出说明。
  我没有精力给全书作勘误表。只能举一点例,以供参考。在看到书中大量存在的史学方面的错误之后,我对于第一卷前面的那篇13万字的前言,竟没有拜读的勇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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