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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文江:出山不比在山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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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V.8]以坛为家I

发表于 2009-10-14 13:49:19 来自: 中国江苏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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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时代中的知识人》
中华书局出版 许纪霖著


      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本来应该是既在山中又在山外,“在山”固然干净,“出山”也未必不洁,就看怎么个“出”法。然而,事与愿违,丁文江的一生,偏偏是“出山不比在山清”。掩卷扼腕,我只能长叹一声:丁文江,可惜了。

    说起丁文江,如今一般的读者对他的印象似乎很模糊了。依稀记得他是个地质学家,在20世纪20年代与张君劢有一场出名的科学与玄学论战,其余大约就不甚了了。近来丁君颇有点时来运转,仅今年的《读书》杂志,就有多篇文章提到他。尽管语焉不详,却评价甚高,有“罗素精神的真正传人”之誉。这倒勾起了我对丁文江的注意,恰巧手头有两本丁文江的传记,一本是胡适1956年作的《丁文江传》,另一本是美国的夏绿蒂•弗思1970年出版的《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这两本书,以前在研究胡适的时候曾经浏览过,如今的阅读兴趣移到传主身上,自然别有一番滋味。本来,我也企盼在传记中找到一个现代中国的罗素,不幸的是,竟让我大大失望了。注视着丁文江那张身穿中式绸衫、一脸忠厚表情的遗像,我好像目睹了一个半新半旧知识分子活脱脱的悲喜剧,一场说不尽道不完的人生错位。

    熟悉现代中国思想史的都知道,二三十年代的北京城,前后有两个著名的自由主义政论刊物,前者为《努力周报》,后者是《独立评论》。主持它们的,一个是胡适,另一个就是丁文江。刊物的周围,有一批京城著名的自由知识分子,大都是名牌大学的文科教授,惟有丁文江是搞地质学的。按照他的专业和职业,本来应该与政治最远,但在所有人当中,偏偏丁文江用世最切。可以说,如果没有丁文江,就不会有《努力周报》,也不一定有以后的《独立评论》。《努力周报》创办于1922年,据胡适讲,最早提倡此事的,正是丁文江。当初,胡适还热衷于文学革命、思想改革和文化建设,丁文江对此颇不以为然,常常对朋友说:“不要上胡适之的当,说改良政治要先从思想文艺下手!”。

    有趣的是,当时丁文江刚刚辞掉政治的饭碗,出任北票煤矿公司的总经理。在此之前,他做了五年的地质调查所所长,这是一个附属于北洋政府的半行政、半科学的机构。从1913年出任工商部矿政司一个小科长算起,到1921年辞职,他已经在衙门里足足呆了八年。后来,在他虚拟的一个外国朋友与中国留学生的对话中,透露出其中的甜酸苦辣。这个留学生(也就是丁自己)本来一直相信,好人应该努力去做官,政治就有办法了。但是,辛辛苦苦干了几年的事业,一个无知无识的官僚只消一道部令,就可以完全推翻。在万般无奈之中,丁文江终于有了一点醒悟:“知道政治一天不清明,一天就没有好人可做的官。”于是只好改行,下海经商去了。

    不过,这仅仅是迫不得已而为之,丁文江的内心很不甘心,也十分矛盾。还是在那个虚拟的对话中,当外国朋友(丁文江的另一个自我)听了留学生的诉说,冷冷问道:你出来做买卖,政治就会清明吗?留学生沉默半晌,勉强答道:自己也知道不能放弃政治,所以在经商之余,也拿余力来谈谈政治。外国朋友慨然反驳:政治是实行的,不是资谈助的;政治是要全力干的,不是以余力来消遣的。……留学生是中国知识最完全的人,也是享社会最大权力的人,所以我一面祝你买卖成功,一面希望你不要忘了政治!

    通过内心深处两个自我的对话,丁文江似乎更坚定了“干”政治的信念。丁文江这代人,从他们出生的那天起,就与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亡国灭种的危机、腐败黑暗的政治,刺激着他们不得不关心时事。在中国历史上,丁文江、胡适这些留洋归来的,属于第一代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与上一代人康有为、梁启超等末代士大夫比较,虽然有了自己独立的职业,也具备了知识人的专业关怀,但对政治的兴趣,依然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胡适说他自己对政治是“不感兴趣的兴趣”,这是书生议政,是圈外人的兴趣。而丁文江的兴趣要更进一层,更接近梁启超。胡适是“谈”政治,丁文江却要“干”政治。在体制里面一时干不了,就在体制外面干,而说服胡适一起办《努力周报》,就成为“干”政治的第一步。


    一般认为,胡适是《努力周报》的灵魂,这也许不错,但胡适的灵魂,当时却是丁文江,因为彼时的胡适,深受丁文江的感染,也不满足于“谈”政治,而“干”起政治来了。同样是纸上谈兵,“谈”与“干”是有区别的。“谈”只是谈政见,发时论;而“干”,就要提对策,画蓝图。自由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方式通常是发乎情而止于礼,批判多于建构,严守“谈”的界限,决不越俎代庖,直接去“干”政治(搞对策性研究、给统治者“支高着儿”,是谋士们的专利,是纵横家“干”的活)。相信“点滴进步”的实验主义信徒胡适,偏偏鬼使神差,让丁文江牵了鼻子走,起草了一份正面的、建构的、完整的可行性方案《我们的政治主张》。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承认,这是自己“第一次做政论,很觉得吃力”,但毕竟交了卷,这不能不归功于丁文江的魔力。

    《我们的政治主张》俗称“好政府宣言”,因为其中的要旨是主张建立一个“宪政的”、“公开的”和“有计划的”好政府,以此作为各色派别改革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这些诉求,固然不错,大致符合自由主义的政治理想。然而,更要紧的问题是:在这样一个军阀统治下的乱糟糟的地方,究竟如何建立一个“好政府”呢?胡适、丁文江们的药方竟然是如此的简单:好人出来奋斗!在这群自由知识分子看来,民国政治坏到这样的地步,就是因为“好人自命清高”。只要好人起来了,而且奋斗了,政治清明就有希望了。

    孔老夫子说过:“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丁文江、胡适之所以要联合十六个著名知识分子公开发表宣言,就是为了要给国人,尤其是知识界树立一个“好人”挺身而出的道德表率。也许刚刚从传统士大夫脱胎而来,当年这批“五四”知识精英是颇为自负的,自以为一言九鼎,举足轻重,只要出山振臂一呼,不说扭转乾坤,也足令地球抖三抖。对政论的作用,胡适后来有段名言:“政论是为社会国家设想,立一说或建一议关系几千万或几万万人的幸福与痛苦。一言或可以丧邦,一言也可以兴邦。”丁文江讲得更彻底。他有一篇演讲,题目就叫《少数人的责任》。他以达尔文的生物学观点作为依据,认为自然哺育了一种超人,即少数人,他们主宰了社会进步,“组织政府当然也是少数人的事”。同样强调知识精英的神圣责任,胡适的兴趣主要在体制外面,知识分子替代民意机关,主持正义、舆论干政。而用世之心更切的丁文江,则不满足于“谈”,他更希望“干”,尤其到政府里面,去履行“少数人的责任”。一旦出现这样的机会,丁文江是不肯轻易放过的。

    所谓的“精英政治”或“好人政治”,无论在东半球还是西半球,都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不过,同样是鼓吹“一打好人”,中国与西方的知识分子语境与重心是有差别的。现代西方的自由主义者如罗素之流,他们所面对的政治体制,虽然局部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但整体架构早已是民主制,所以只要有“一打好人”出场,加以修补,自然会更趋完善。但可怜的中国自由知识分子所要对付的,是再黑暗不过的强盗政治,体制问题不解决,纵然有“十打好人”,也于事无补。其次,西方人相信人性本是自私的,所谓“精英”、“好人”不一定意味着道德上必定是圣人(如果是自然更好),而是有专业知识,有行政特长,所谓“专家治国”也。但是,丁文江、胡适他们所强调的“好人”,道德气味极浓。胡适认为,“好人”标准有两条,一是“人格上的可靠”,二是“才具上可以作为”,“进可以有益于国,退可以无愧于人”。胡适总算全面,还讲两点论,道德和能力都讲。而丁文江,比胡适更看重道德。他最欣赏曾国藩的“原才”思想,所谓“一二人者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丁文江坚信:“只要有少数里面的少数,优秀里面的优秀,不肯束手待毙,天下事不怕没有办法的。”也就是说,只要有“一打好人”出山,天下风气就要变一变,政治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为了替将来的出山做准备,丁文江甚至考虑组织一个“好政府党”,首要任务就是进行个人的道德训练,在道德上,保存“好人”的资格,等等。

    毕竟是从小背诵“四书”“五经”出身,丁文江、胡适纵然啃了多年的洋面包,他们的知识结构仍然是中西掺杂、新旧并存。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在“五四”知识分子的“集体潜意识”中,始终飘飘荡荡、若隐若现地游走着一个传统的幽魂,这就是儒家政治哲学中的道德理想主义——圣王精神。按照张灏的说法,这一精神的实质在于认定“人类社会最重要的问题是政治的领导,而政治领导的准绳是道德精神。因为道德精神是可以充分体现在个人人格里,把政治领导交在这样一个‘完人’手里,便是人类社会‘治平’的关键”。显然,从个人道德训练入手“干”政治的丁文江,他的思维脉向是不出“修齐治平”、“内圣外王”这类传统路数的。

    “好人政治”成为圣王精神在现代中国的翻版,这真是对所谓“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稍为有点模样的自由知识分子运动”的绝妙讽刺!丁文江、胡适这些“五四”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自由知识分子,竟然会不自觉地被传统的“圣王精神”摆布,真的以为只要将“好人”推上台,就能建立起“好政府”。这并非政治的幼稚所致,而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乌托邦情结在作怪。千万不要以为,乌托邦情结在20世纪的中国只是激进主义或保守主义的专利,有的时候,自由知识分子也会犯乌托邦的毛病,而且,病得也不轻。20年代的“好政府主义”运动就是一场大发作,后来,30年代鼓吹“新式独裁”又是一次旧病复发。并非偶然地,这两次乌托邦大发作,都与丁文江本人大大地有关。

    如果真的要论现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运动的发生学史,也许1920年8月1日发表在《晨报》上的《争自由宣言》更值得注意。宣言的内容卑之无甚高论,只是要求北洋政府废止限制个人自由的种种条例,切实保障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书信秘密四大自由以及最基本的人身自由。署名人是胡适、蔡元培、李大钊等七位著名知识分子,其中没有丁文江的名字。个中原因如今无从考证,从丁文江的终极关怀来看,恐怕并非偶然。《争自由宣言》虽然不及后来的“好政府主义宣言”影响巨大,却更接近自由主义的真谛:一个连个人的基本自由都无法保障的社会,哪里还谈得上“好政府”!这两份宣言的不同遭际,似乎暗示了中国自由主义运动从一开始就命运奇诡:争个人自由,应者寥寥;谈政治改造,却反响热烈。

    “好政府宣言”一出台,立即在知识界和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赞成反对者莫衷一是。观念上的争论最后总是取决于现实的裁决。这裁决来得之快,令人始料不及。当年9月,在宣言中署名的王宠惠、罗文干、汤尔和三人,受命组织内阁,分别出任内阁总理、财政总长和教育总长,人称“好人内阁”。丁文江、胡适等人大喜过望,以教练自任,频频在场外指导王、罗、汤三人如何在政坛踢球。不料事与愿违,“好人内阁”并无实权,一切均须看直系军阀吴佩孚的脸色行事。最后只存在了两个月零六天,便偃旗息鼓。“好人政治”以一种典型的实验主义方式证明了自己的破产。

    有一段话不得不记。下场之后的汤尔和懊丧地抱怨场外指导胡适、丁文江们:“我劝你不要谈政治了罢。从前我读了你们的时评,也未尝不觉得有点道理,及至我到了政府里面去看看,原来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你们说的话,几乎没有一句搔着痒处的。你们说的是一个世界,我们走的又另是一个世界,所以我劝你还是不谈政治了罢。”对于这场失败,丁文江与胡适的反应是不一样的。一年以后,《努力周报》宣告停刊,胡适写了《一年半的回顾》,对“好人政治”作了全面检讨,承认“我们谈政治的人,到此地步,真可以止了壁了”。他调转路向,重新操起“思想革新”的旧业。胡适是明智的,“好政府主义”的失败给了他十足的教训,即使以后再谈政治,也不再寄希望于所谓“好人”,而是直接从制度层面——人权和宪政上努力。而丁文江呢,似乎还是那样地执迷不悟,那样一如即往地相信“少数人的责任”。“好人内阁”的失败,仅仅使他对北京政府失望而已。他转而将希望投向地方军阀,盼望有“好”军阀出现。他相信,只要在“好”军阀身边安排几个学者精英,就能使一介武夫的智力得以“开化”,“好政府”便梦想成真了。

    丁文江是不甘寂寞的,他“干”政治的努力,永远不缺乏“百折不回的决心”和“拔山蹈海的勇气”。果然,到1926年,丁文江觅得了出山的良机,他辞去了总经理的职位,上岸从政,在军阀孙传芳的手下,就任淞沪商埠督办公署的总办(相当于如今的上海市市长)。平心而论,丁文江不是一个有政治野心的政客,他只是一个颇为能干的官僚。对于这一点,傅斯年有很精到的判断。他说丁文江是一个“顶好的”Bureaucrat(官僚),而绝不是一个Politician(政治家)。的确,在他那一群知识分子之中,丁文江的行政才能是出类拔萃的,无论是创办地质研究所、管理北票煤矿,还是执掌淞沪的行政,或者后来当学官,当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他都能将行政事务管理得井井有序,而且成绩斐然,众所公认。然而,这个英国归来的工科留学生,却不具备一个政治家最起码的政治识见。正如傅斯年所犀利指出的那样,政治对于丁文江,大体与行政无异。丁文江聪明一世,也糊涂终生,他无法区分政治与行政的不同,始终将政治的问题看作是一个行政的问题。政治属于价值理性的范畴,行政属于工具理性的范畴,丁文江,更像一个工具理性的操作者,他关心的只是操作,是如何在既定的目标下实现最高的效率,至于目标的价值合理与否,并非他的关切所在。胡适还有自己执着的自由主义政治信念,而丁文江的政治理念一再在民主与独裁之间摇摆不定,恐怕与那种实用主义的行政思维不无关系。

    作为一个科学家,丁文江又是一个科学主义的信徒,他从来不具形而上的眼光,对纯哲学的问题一向讨厌。比较起来,在“五四”知识分子当中,既有形而上的关怀,又有政治兴趣的,是张君劢,但在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中,丁文江却嘲笑张君劢是“玄学鬼”。丁文江坚信科学是万能的,既然科学能够解决“信仰”这类形而上的东西,就不用说对付“政治”这种形而下的问题了。在丁文江那里,政治问题被简单地化约为一个纯粹的“科学方法”问题,即行政效率。似乎只要方法找到了,政治的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他反复呼吁的“干”,无异是一种实验主义的行动哲学。政治上的实验主义或点滴改良,在一个现代民主的架构中或许行得通,但在中国这样一个毫无政治规则可言的乱世里岂非梦呓!丁文江曾经多次以“治世之能臣”自喻,可惜的是他投胎投错了国度。傅斯年说他徒有处置行政的天才,却没有“拨乱反正”的能力,可谓一语中的。丁文江后来自己就悲哀地承认:“我们这班人恐怕只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罢!”在孙传芳部下的经历,成为丁文江一生的污点,使他的名声大损。不过,这场政治的失足,似乎并没有给丁文江带来什么精神上的反思。他还是他,仍然像过去一样对政治怀有一厢情愿的热情。“干”政治的机会不再有了,但纸上谈兵的兴味依旧盎然。1932年,丁文江、胡适在一批朋友的怂恿下,又创办了《独立评论》。在三年之中,丁文江给杂志写了六十四篇文章,自称是《独立评论》最出力的投稿人。他既谈中国的工业化问题,也研究日本的内政、外交。但最引人注目的,要算在民主与独裁的论战中,积极鼓吹“新式的独裁”了。

    我只能长叹一声:丁文江,可惜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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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V.Master]伴坛终老

发表于 2012-10-15 14:05:58 | 显示全部楼层 来自: 中国江苏泰州
出山不比在山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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