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丁文江

dovebear

转自：http://tznews.cn/html/pwt/2007-10/26/01_33_09_484.html

    幼时住在家乡泰兴黄桥的藕池岸，跟古镇典型的清代建筑“丁家花园”近在咫尺，知道那是镇政府所在地，后来又知道成为了黄桥战役纪念馆，却懵懂于那里也就是丁文江先生的故居。
    丁先生是开创中国地质学的第一人，开办地质科学研究机构的第一人，绘制了中国人制作的第一幅地质图，做出了中国地质工作第一份野外调查报告，培养了中国第一批有为的地质人才……国人向来推崇“第一个”，地以人传的事亦系自古而然，但是，我们黄桥的名气跟丁氏无关，先生远不如“烧饼”来得响亮。几代人茫然于一个时代自己民族的顶级精英，是先生的悲剧呢，还是我们的可悲？这该是故乡人林任申、林林父子为丁氏立传的心理动因，也正是一本《丁文江传》的材料搜罗需历经十年辛劳的缘由。
    说来惭愧，我是读了这本书，才真切感受到：文江先生广博的学术造诣、自觉的责任意识和卓越的办事才干，是如何受到过国内外的广泛瞩目和高度评价；时任中央研究所总干事的他，在亲自赴湘考察煤矿储量与开采现状中的殉职，或者毋宁说是殉国，在学界引发过何等痛切的哀思和追怀：
    蔡元培：“……精于科学又长于办事，如在君（文江字）先生，实为我国现代稀有人物……”
    傅斯年：“……我以为在君确是新时代最良善最有用的中国人之代表，他是欧化中国过程中产生的最高菁华……”
    翁文灏：“……我极盼他的治学精神与做人的准则能长留在后辈心中任我们的楷模……”
    到了先生去世20年后，胡适在《丁文江传》中写道：“在君是为了‘求知’死的，是为了国家的备战工作死的，是为了工作不避劳苦而死的……”、“20年的天翻地覆大变动，更使我追念这一个最有光彩又最有能力的好人：这个天生的能办事，能领导人，能训练人才，能建立学术的大人物……”
    哲人罗素在英伦与人谈说过：“丁文江是我所见中国人中最有才最有能力的人。”多少年后，更有美国学者弗思夫人出版了丁氏评传，称“丁文江所渴望发挥的这种作用———科学家作为文化和政治的领袖———在中国的历史经验中是前无古人的”。
    严谨的中外学者们在评说他时不吝用上“稀有”、“最”、“前无古人”一类字眼，足见其人于科学、于社会之价值；一无例外地称道其办事能力、做人准则，亦可知先生被称为“行动巨人”是当之无愧的。然则，时过境迁，比较起与之多有交往的同辈名流来，丁文江实在又是被遗忘、被冷落得“最”彻底的一个，不说运动接踵、斗争频仍时期的情形，直到上世纪90年代之际，先生担任过董事的黄桥中学，为该校的一座实验楼是否命名为“文江科学馆”，还上上下下很费了一番周折。无怪乎至于今日，国中知丁氏生平者固属“稀有”，家族成员之间对先生的事情也语焉不详难于提供什么珍贵资料了。
    这就突显出一本《丁文江传》的意义。在我看来，先生离开我们120周年的清冷中，有故乡人推出这本书，也就非独代表了历史记忆在家乡的苏醒，也昭示了时代前行中历史真实的去蔽、科学史观的皈依。
    毋庸讳言，丁文江的被“搁置”，跟他一直是位“有争议”的人物有关。
    自幼遍读国学经典的丁文江15岁便出国留学，深受西方思想文化的熏染。在“五四”科学文化前驱者们的行列中，他是更符合西方语境中关于知识分子本质规定的一位，亦即“超越自身所属专业或艺术门类的局部关怀而参与到一些更具普遍性问题的探讨中来”的那种思想者并实践者。从这个意义上说，相对于“专业”和“职业”，“思出其位”、“不安于室”，原为体现知识分子社会良知的精神品格。丁氏作为名重位高的科学家，先后就任过科长、所长、经理、总办、总编、教授、总干事等等职务，于政治、学术、行政、实业倾心劳力、多方建树，或被人视为“学术界的政治家”，表现的正是那种“普遍”的社会关怀和强健的“参与”意识。
   问题在于他毕竟不是那个“乱世”的、“革命”的政治家，他选择并为之努力的是坚持“少数人的责任”、冀望“好人政治”、“好人政府”的改革探索和社会建设之路。在革命高涨的年代，这就“不合时宜”，加之“上海联手孙传芳”、“南京面见蒋介石”的过节，让当年的革命者和革命情绪昂扬的青年有所非议原属自然。只是后来者如果不失历史的眼光和科学的态度，就不会如同我们习与成性的那样以一时一地“跟”过什么人、“站”过什么队去“定性”，功过是非的论说当去看“为了什么”、“做了什么”。即以决定应孙传芳之聘就任淞沪商埠总办（“市长”）而言，就不能撇开形格势禁的个中原委和造福一方的实际业绩，不说当时关涉民生的“救援江苏运动”，单就提出“大上海计划”、创构“特别市”的蓝图，单就极力收回事关治外法权的公共租界“会审公廨”等事项来说，就堪称其善其功大焉。
    当然，如同徐复先生所指出的：“真正的民主自由未实现以前，所有的书生，都是悲剧的命运。”丁氏在呕心沥血主持一方政府的任上不能不矛盾重重左右支绌，他后来去职后的反省中，在友人间用了“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来自嘲，在《麻姑桥晚眺》的诗作里，以“为语麻姑桥下水，出山要比在山清”来即兴抒怀，该有几多感慨几多清醒包涵其中。可贵的是，在那种心欲奋飞又举步维艰的情势下，他未曾退缩，无所怨尤，只说“目前不是建设的年代，不妨留以有待”。不料天不假年，这位带领学子走遍西南、中南、北方大部分地区的，集理论、实践、教育三任于一身的巨匠，在含辛茹苦、事必躬亲地上山、下洞的考察中，遭遇“谭家山”一劫，未及天命而孤寂地长眠于岳麓山下。“好人不长久”———家乡这句武断的俗谚岂丁氏文江之谓乎？他是将生命集中地提前燃烧了，为了求知，为了科学，为了他挚爱的祖国大地，他燃烧得是那么炽烈，他发出了足以长照后人的那分光和热。翁文灏先生当年那番平实的“楷模”之说，是对先生情动于中的褒扬，也分明寄寓了对一种伟大精神和健全人格得以薪火承传的殷切期待 。
    如今，当年先生谋划经营过的上海，一批学者在介绍民族精英的“印象书系”中，已有《丁文江印象》推出；跟当年先生担负过实际领导的国家研究机构相应的国家科研单位，也已经将“丁文江研究”列入重点课题；当年先生献身于彼的湖南，已经拨出款项，再度修葺被毁败的丁文江陵墓；先生的衣胞之乡，有《丁文江传》付梓，有为之出版专集、开辟展览、浇铸铜像、恢复故居之举。原不该“冷置”的文江先生开始了“回温”诚为社会佳像，一方乡土懂得爱护自己的骄子，一个民族知道尊崇自己的英杰，不是关乎别的，关乎的是我们的自觉、自重并自信、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