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哈姆莱特一样，哈维尔始终摆脱不了“活，还是不活”这种问题的纠缠，他认为，人与动物——它们仅仅受生存本能的支配——的根本区别是用下面这个简单的问题即对生存本能质疑：是否真应该活着，如果是，那又是为什么？他知道，人们会找出各种理由，有物质方面的、有精神性的、有鄙俗的、也有理想的、说明生命值得留恋。哈维尔不满意这样的回答，因为上述种种生活的内容既可以赋予生命以意义，也可以使这种意义丧失，既可以成为活的理由，也可成为不活的理由，他不要从生活里各种具体的价值和理想中找理由，而要人作为这些价值和理想主体即人类存在中找理由。

　　生活不时会给人极大的乐趣，使人自发地感觉到生命是有意义的，但这些事情不过是漂浮的虚无海洋上的“意义的岛屿”，其间的间隔会对意义构成威胁。另外，对生活中的乐趣也可以追问：“这又怎么样呢？”哈维尔感兴趣的不是这些隔绝的岛屿，而是它们的底层，他想知道它们实际上是不是连绵的海底山脉的可见峰顶。

　　哈维尔的思考过程极其艰苦、曲折，他的结论具有形而上学的抽象性，晦涩性甚至神秘性，但思路还是清晰的。他认为，虽然人具有独特性，即只有人才是自己向自己发问的存在物，但他同时认为人在意义问题上并无特权，“归于生命的每一种，‘存在性’意义在本质上都意味着与‘意义的总体’的神秘性，即存在的意义相关……”人应该与宇宙达成新的、深刻的、充分的统一。并不仅仅是我们渴望与存在的意义相关，存在的意义本身也趋赴我们。

　　在哈维尔的抽象思辩中，人生的意义和存在本身的意义是相通的，另一方面，人又是这样一种奇特的存在物，被抛向存在的根源处和被抛向现实世界不是独自分离的两回事，而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一回事。“如果我们不是起源于存在，我们就不能得到被抛入现实世界的经验，而如果我们不是存在于现实世界，我们便不能得知源于存在的经验，”这就是人与存在的异化：不能停留于原地，要通过与现实世界的遭遇来规定自己，实现自己。

　　由此产生了哈维尔长久思考，总是对于他视野中心的另一概念：责任。在他看来，责任是人的身份（IDENTITY ，又叫“认同”，即人之所以为人，人区别于其他存在物的特性生成、持续和消亡的基本点，它是基石、根本、重力的中心。什么是责任？说到底这是人与现实的二元关系：负责任的人和他对之负责任的人与事。

　　责任从何而来？宗教信徒将其理解为他与上帝的关系，其他人将其归结为人与社会的关系：它来自教育、文化、传统，等等。这些回答都不错，但哈维尔并不满意，他认为这是把责任（此处有缺漏）我曾说过，“人的身份不是一经选定就终生不变的道路，相反，它要不断地重新确立。事实上，人永远是‘无牵无挂的’，我说这话时想到的是，信念是一种精神状态，不能具体化为完满的，一旦得到就再也不变，不再成问题的东西，如果是这样的东西，它就只要求人们为此奉献，而不要不断地返回到出发点。“如果是这样，就不是信念，而是狂热的盲信，它对思想懒惰、性格懦弱的人有极大的诱惑力。还有这样的人，”虽然可能本来确实不愿意背离存在，但十分缺乏知识和道德的勇气（包括不随大众特立独行的勇气），没有这种勇气是不能真正面向存在的。抗拒不了自我欺骗的吸引力的人以特别极端的方式面向存在，在此假象之下却掩盖着对现实世界的屈服。这种人所做的是‘紧随观念’，盲目地为之服务……一个人越是狂热盲信，他的‘信念’就越容易转向另外的目标：可以在一夜之间变成信奉上帝，反之亦然，但献身的激情却是不变的。”

　　狂热盲信使生活简单，因为对意识形态、教义和宗派的热爱代替了对真理、自由和正义的热爱，对一个目标的热爱代替了对人民的热爱，但代价是对信念的毁灭，悲剧发生了，本来是要承担和解救世界的苦难，结果则是增加了苦难，狂热和盲信者参与了镇压民主和大屠杀，只有在这时人们才发觉事情不对，但为时已晚。

　　对于哈维尔来说，他的信念出自自身的力量，出自对生命意义的理解，而不是出自传统的乐观主义，即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廉价的乐观主义者可以被一个外在的偶然事情推入悲观的深渊，他们总是在热情澎湃与虚无主义之间循环。哈维尔认为，他比大多数人更少幻想，因为他有信念，他不是对胜利抱有信心，而是相信生活。他不在乎世界上发生了多少事，只对事情是否有意义和有什么意义感兴趣，他认为，沉默地、始终不渝地支持自己的立场，比高声喧哗又很快放弃要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