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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桥决战前，奔走于团结抗日 季方
我按原计划回到苏北，也分到苏北工作的战地党政委员会委员黄逸峰（江苏东台人）已后发而先至，就一起到兴化韩德勤的总部去“报到”，时已1939年的秋天。
国民政府战地党政委员会有一套计划：在敌后一个省统一不起来，应划分为若干个相对独立的游击区，每个区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希望我拿到敌后实验。因此与黄合谋，原想成立一个战地党政委员会分会的办公机构。但韩德勤不买帐，以为自己既是鲁苏战区的副总司令（司令是山东省主席韩复渠），又是江苏省主席，仍想控制全省，分成几个游击区他不干。他不想执行战地党政委员会的那一套，只想拉拢我同黄逸峰在军事政治上帮他的忙。
当时曾成立一个整军委员会，要我当主任委员。另外还成立了一个省政设计委员会，请八十多岁的韩国钧（号紫石，是有正义感的老绅士，曾在北洋军阀时代任过江苏省长）任主任，要我当副主任协助紫老。看起来韩对我比黄还信任一些，但这都是虚名，他这个烂摊子，实在是无法收拾！整军委员会开会，尽管是韩德勤以副总司令名义召集，而有些高级将令竟拒不出席会议，非其嫡系部队怕被“吃掉”也都不敢来，这个“军”如何“整”法？党、政也同样：我的三弟强成本来在重庆总政治部，是韩亲自拉回来要他当南通区专员的，而原任专员竟可以拒而不让，甚至调动一个县长，也可抗不交代。党政军都不相统一，紊如乱麻！在兴化一筹莫展，我与黄就商得韩的同意，到泰州鲁苏战区游击指挥李明扬那里去看看。韩的内心当然是不会高兴的，但他也没有理由反对。
1956年重逢纪念
我与李明扬是陆军小学同学，癸丑反袁又同在李烈钧部，黄逸峰想利用我的关系深入李明扬的部队，就耸恿李明扬，要我担任他的参谋长（原先只有参谋处长，是CC分子许少顿），李很同意。因为我同李明扬的关系，别人无法反对，但我也只能尸位素餐。
李明扬不是蒋、韩嫡系，比较接近桂系（时李宗仁部的李品仙在安徽），有合法的“牌头”而自己又缺少基本队伍，所以“包罗万象”以增大自身势力。在我去重庆前，还有两个在海门地区活动而和我有过联系的杂色部队，一个叫陈阿四（才福），一个叫丁聚堂，都各有近千条枪，也都受到韩德勤部队的威胁，我也无法使他们得到合法的生存地位，只好劝他们投靠李明扬。不料陈阿四、丁聚堂部队这时虽都已扩编成了纵队，陈、丁都当了纵队司令，但却成了“针插不进，水拨不进”的局面——李明扬的副总指挥李长江极其反动，对投靠去的部队控制极严，人员和枪枝，只要一被他掌握，任何人都休想插手，把这些个纵队司令，就象他的小老婆一样，抓得很紧，处处提防，不容接近，惟恐我们拉他的部队，就连我也不便去过问了。陈、丁后来不但成为我们新四军东进时的一小股阻力，而且还成了李长江率部投降日寇的资本。
韩德勤一贯要李明扬把新四军从泗、马、大桥、郭村一带“赶走”，但李明扬亲口对我说：“ 新四军给我们把守了大门（新四军在泰州西阻挡了扬州来犯之日寇），为什么要撵人家走呢？”表示要保持中立。纵队司令颜秀五是愿意和新四军做朋友的，但副总指挥李长江跟纵队司令陈才福等却坚决要与新四军摩擦。我作为参谋长，不但不能开展什么工作，甚至于对他们扣押新四军的谈判代表陈同生*1、1940年6月底在郭村对新四军突然进攻，事前竟都一无所闻，实在太饭桶了！而经郭村一战，他们不堪一击，连在泰州的总部也很动摇，准备迁移。这时李明扬也装作事前不知道的样子，说陈阿四等胡闹。但我实在没脸再混下去，就告病回家，东归海门。
那时，我的三弟季强成已任韩德勤的海门县长。韩知我回海门后,
就急电要我到他的总部去，说前方军情紧急，要我急去相助。我想他可能怀疑我们弟兄在家乡搞什么名堂，就到他的总部去。他要我搬到他的总部住，说：“你现在不能再做客人了，你要来办公。”要我当他的总参议。我说：“我能‘办’什么‘公’呢？我的职务已很多了，什么事情也做不了。”但也无奈，只能姑且住下。知新四军已顺利地越过泰州（二李按兵不动，朝天鸣枪），进驻姜堰；而韩德勤则自曲塘以东，大修碉堡，直到海门、启东，可以项背相望，以图顽抗，并正在胡家集聚集兵力，剑拔弩张，形势一触即发。
当时各界代表都集中在李明扬部,要求合作抗战，却又不敢向韩德勤进言。本来黄逸峰沟通两方的意见是很积极的，但韩德勤说黄逸峰是共产党，要扣留他，黄就不好活动了。韩紫石老先生乃要我出面向双方沟通。我就问韩德勤如何行止，他说同新四军合作一定要“吃亏上当”的。
我说：“地方各界都要求团结抗战，你若不同意，就无以对地方父老，舆论也不好交待。”
韩踌躇了一下，说：“呣，新四军如有诚意，须退出姜堰，才可商谈。”
姜堰是苏北重镇之一，郭村战斗后，新四军已打走韩德勤的嫡系张少华保九旅而进驻，韩乃出此刁难。我就将韩德勤的意见带到海安，与韩紫石相商。
韩紫石沉吟半晌，乃说：“你可否到泰州去走一下，那里有很多地方各界代表，都在等待消息。韩德勤毕竟是一省的主席，给他一点面子，再到新四军请愿一下，把姜堰让出来，就可打破僵局和谈，共谋对敌了。反正新四军也不在乎这一城一镇的得失。”
于是我去泰州，经过胡家集，看到集结了好多部队，以八十九军军长李守维为首的许多高级将领，正在开会讨论与新四军的“和”“战”问题，孙信符等一些师旅长对打并无把握，因多是黄埔学生（包括李守维），便问我：
“季老师，你的意见怎样？”
我说：“我没有意见，根据韩主席的意见，如果新四军退出了姜堰，可以同他们谈判。”
李守维却说不行：“韩主席主要管行政工作，军事上我要负责，决不能同新四军合作，我要同他们拼一拼！”
我同他讲：“新四军到底有多少力量我也不清楚，但知道他们打仗是有一套的，你有多大把握和他们拼？”
李守维平日作战也未见其勇敢，这时却说：“我不管，成败在此一举，不成功，便成仁！”
我也不好再说什么，过姜堰就先“毛遂自荐”去见陈毅同志，告以胡家集的情况，并作了自我介绍。
我到泰州后，转达了韩紫石的意见，地方各界代表很为难，说：第一次，新四军进驻姜堰后，我们吁请双方停止军事行动，商谈合作抗战，新四军是首先接受了的，而韩德勤并无下文；现在不但没有合作的下文，反进而要新四军退出姜堰，如何启齿！乃由李明扬电询韩德勤：
“正成*2兄衔韩紫老意旨来泰，要地方各界代表去向新四军请愿，如新四军同意退出姜堰，钧座将作何表示？请电复。”当晚未见回电。第二天我回海安复命，晚上韩紫老接到韩德勤电报：
“新四军如果退出姜堰，愿在台端召集之下，双方会谈，合作抗战。”我们当即将电报内容告知李明扬及地方各界代表。
当时，曲塘还有陈泰运（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带着一个属于宋子文的税警总团驻在那里，他曾表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即愿守中立之意，我就赶往曲塘探听消息，观察动静，因为曲塘离江堰很近。过了几天，得悉新四军已接受了地方各界代表的要求，决定撤出江堰，并要求李明扬、陈泰运两部去接防。而我东归再次途经胡家集时，却已不见一兵一卒，老百姓说都已向南开走了——李守维等部队，知新四军已退出姜堰后，不顾信用乘机“追击”去了。我于是归告紫老，紫老长叹：“你也不必再到韩总部去了，就与我一道作壁上观吧！”这时已是1940年的9月底10月初了。
李守维的一意孤行，终于导致了黄桥决战——新四军由姜堰退到黄桥一带后部署反击，独六旅大部被歼，中将旅长翁达自杀，八十九军全军覆没，军长李守维本人也投河灭顶于八尺沟，33师师长孙启人被俘，俘虏旅长达六、七人之多！杀害瞿犊、王进的凶手张能忍也在其列，真乃大快人心！共歼顽一万一千多人，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黄桥战役。
在此期间，驻曲塘的陈泰运来电，言他听说韩德勤部在前方有溃退的现象，问我海安方面的情况。孙信符的保安五旅未去参战，当时驻扎在海安，韩紫石就叫我去问他：“海安守不守？”孙信符说：“不能守——守不住的。”紫老就又怕保五旅撤了，新四军还未到，“青黄不接”的时候，地方秩序要乱。他要孙信符留一个连的兵保护海安，他保证将来恢复孙的建制，孙信符也答应了，但还是全部撤到他的“根据地”海启去了。不久，就看到顽军狼狈逃经海安的情景。韩紫石急于要保护海安，又叫驻扎在如皋东乡的薛承宗派一个连来。薛承宗部进海安东街，新四军也进海安西街了，双方并未冲突。海安在顽军控制时家家关门闭户，至此一变为张灯结彩，欢欣鼓舞，热烈欢迎新四军。陈毅、粟裕也随军到了海安。我与韩紫石一起见到了陈、粟两将军，韩紫石又要求双方停止军事行动。陈毅将军表示：
“我军总是尊重群众意见的，但这一次也很危险*3，逼得我军后临大江，左右都有敌寇的威胁，不得不全力反攻，侥幸得胜。并非好战，为自卫计，我们必须将部队推进至东台，以资巩固。”这时韩德勤已退踞兴化，韩紫石要我打电话劝他停止军事行动，韩德勤表示：
“现在主动权已不在我手，只要新四军停止军事行动，我当然可以照办。”并说他已了解到韩紫老的一番苦心好意，要我转致谢忱。 陈、粟两将军随即与李明扬、韩国钧、陈泰运等商定，于十月十三日在曲塘召开苏北抗敌和平会议（韩德勤拒派代表参加），并发表通电，呼吁团结抗战。十月十五日又在海安召开了苏北临时参政会，按照“三三制”原则，成立苏北行政委员会（后改名为苏中行政公署，以与淮海地区建立的苏北行政公署区别）及县区的抗日民主政权。
前排中坐戴军帽者为陈同生
*1陈同生著有回忆录《郭村战斗时的谈判》，电影《东进序曲》即是据此拍摄的。陈同生同志30年代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深知江青、张春桥的丑史，“文革”开始即被残酷迫害致死。
*2季方，字正成。
*3正当我军鏖战之时，泰兴日寇一部进至黄桥以西十五里之外观战，李明扬、陈泰运两部亦陈兵泰、姜、曲一线，频频查询战况，形成一个战场四种力量并列，两方苦战两方观战的奇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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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妖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