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妈轶事

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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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妈曾是我家的房东，自我父亲49年因工作调动到了那个小镇，花两元钱/每月租下了她一半的房子，她便成了我们的房东。虽然，文革里的所谓“第二次土改”，因为这房屋的“出租”而被重新没收，她便不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房东，却因为近二十年在一个屋檐下的共同生活，我们家把她当作了特殊的“自己人”。

    张妈属狗，按南方的习惯算法，讲起来今年该是九十四岁的高龄。这世上，自张妈她婆婆死后就再没有了一个亲人。早些年我父母还没搬到市里来的时候，就一直在照顾她。搬来市里之后，由于诸多不便，我父亲曾托傍的邻居帮着照顾着，但后来连帮着照顾着的邻居也亡故了，张妈便被安排进了敬老院。

    打我十八岁离家，除了几次探亲假还与张妈住在一个屋檐下，后来因工作的关系很少回家，便再没看到过张妈，屈指算来也有二十多年近三十年了。今年春节的时候，看到本市电视台的节目里有市政府官员慰问敬老院老人的新闻，画面里出现了张妈的镜头，听到她说了一句“感谢共产党”的话，不禁感慨系之。

    镜头里，张妈看起来并不显得十分的老态，这也许与她长年的单身生活与长期吃素有关。只是眼睛瞎了行动不便，所以那镜头是半躺在床上的。听我老爷子说张妈的记忆也已经不行，一般的人去看，她也记不起谁谁了。不知怎么地，我儿时的张妈形象一下子便在我脑海里出现：那脸、那手、那微微佝偻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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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妈的手

    在我记忆里最清淅、印象最深的是张妈的手。那双手看起来也与别的女人没有多大的区别——白晰，手指也并不修长——只是在我们小时候，却常对它们感到恐惧，特别是当我们偶有头痛脑热的时候。因为它们常是我们头痛脑热时的第一个“医生”——给我们“扭痧”。

    “扭痧”与“括痧”又不同，虽然民间疗法里它们的效果是相同的。“扭痧”的时候，盛半盏清水，用食中两指蘸水后就在病者后颈的中间、两侧，连下来两肩、后背统统扭上一遍。直到病者所扭的部位红紫隆起，出一身大汗，才算完成。这方法虽然至今也没研究出什么道理，但有时真还比吃西药管用。

    张妈的手劲很大。平时给别人纳鞋底，用旧布料铺出来差不多有一寸半厚的鞋底她只用手工纳，从不需要用钳子之类的辅助工具。且纳出来的鞋底又平又结实，附近街上的人都喜欢她给纳的鞋底子。还比如每天早上到井里去拎水，我们那里那口井很深，要用一副半麻绳，张妈却每天要拎两大缸水：她自己一缸，我们家一缸。

    张妈给人“扭痧”，也是这条街上出了名的，哪一家的人稍有点头痛脑热的，便会找上门来请张妈“劳动”一下。当然这一切全是免费的，乡里乡亲互相帮助，大约就是咱们民族一直以来的优良传统（不象现在有人落水了，救人前还要先谈妥“报酬”才肯下水）。而我们则是近水楼台先得“扭”，小毛小病的也就靠这治好。

    张妈给人扭痧的时候，看起来特干净利索。两手指蘸上水之后夹紧了颈后的肌肉往外起，一下、一下、每一下都发出“啪”、“啪”的清脆的声响。有时坐在张妈的手下就是我们自己：一边听着背后“啪啪”的声音，一边感受着后颈、后背剧烈的疼痛，大汗淋漓之下还要紧咬着牙关，那滋味至今回想起来还有余悸。

    有时候，病者实在忍不了那痛，刚扭了一会便大哭大叫着不想再扭下去。张妈总是耐心地一边劝阻病人的哭喊，一边表情严肃地说：“使不得！要是扭了一半，另一半不扭的话，就会发生‘窜痧’，那是要死人的。”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她故意吓唬人，但民间确有“痧不能扭一半”的说法，而来扭痧的也没有一个半途而废的。

    幸好我从小身体还算强壮，这样的“待遇”一年也难得摊上一次。在那个缺医少药、或者有医药也舍不得花那钱的年代，张妈的手不知给多少人消除了病魔的肆虐，解除了患者的病痛，又不知给邻居们省下了多少医药费用。这些无疑是算不清了。这么多年过去，忽然发现我还真有点怀念那手，和那“啪啪”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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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献宝”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生活过的人，一定知道“献宝”两字的特定含意——那就是为国家建设的需要，献出你家里葳有的“宝贝”。不象现在“保护私有财产”将写入《宪法》，那时提倡的是“共产主义”——每个人都有“义务”把自己的私有财产无偿交给国家。

    张妈的家虽算不上小镇里的名门望族，但在当时我的眼里，也算是一个“有产阶级”。我们租住的是张妈家靠南的两层楼，里面所有的家具一应俱全：镶有镜子玻璃的暖橱、梳妆台；雕花的古典大床；带抽屉的小方桌等等。以至于我家搬进来后连一份家具也不用买。

    记得第一次“献宝”的时候我还小，但已经有记忆了，算起来应该是抗美援朝那阵子。镇里的干部与居民会的人挨家挨户宣传抗美援朝的重要性、我们国家经济现在还比较落后、需要全民支持让政府有买飞机、弹药和医疗器械的钱。因为我们的志愿军子弟兵正在朝鲜的冰天雪地里浴血奋战、保家卫国。

    我不记得我家里捐献了什么，因为我父亲是只身来到了这个小镇，后来我与母亲再来的时候也没什么行囊，我们是彻底的“无产阶级”。我只记得张妈献出了好多东西：有锡做的两层高脚的烛台好几对、有黄铜的紫铜的火炉几只、还有几幅字画。

    那时不懂事的我曾问张妈：把烛台都献出去了以后家里再要“祝香”用什么？张妈笑笑说“不急，家里还有。”

    “祝香”是这里的土语，是指逢年过节时请祖宗、拜太太、敬财神等祭奠之事。我父母从来不举行这等活动。我小时看到的就是张妈她在每个节里恭恭敬敬地烧好菜肴，点上蜡烛，然后跪拜。有时张妈也叫我们几个小孩过去帮她磕几个头，张妈只有一个老婆婆与她相依为命，我们能帮着拜上几拜，她最开心了。

    后来一次“献宝”是在“大炼钢铁”的时候，这一次政府要的全是金属类的物品。张妈又一次拿出了她家的全部金属器皿，连一对锡的烛台也没留，还连带一些原来放干货与茶叶的锡罐。这次我也没再问张妈以后“祝香”时怎么办，因为我看到张妈背着身偷偷地在抹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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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妈的祖屋

    张妈姓陈，有一个很美的闺名叫“婉宜”，她也是小镇上赫赫有名的“陈阁老”的后裔。不过在我们一家到这个小镇的时候，陈家老宅里好象已没有姓陈的后代在那里居住了，我仅知道的陈家的后代、也是著名的学者陈学昭，那时也从不回这小镇来。

    女孩出嫁之后，也许就与本家脱离了关系，又也许张妈不是陈家的嫡支，所以我小时候也从没听张妈说起过陈家的事。居说张妈到了张家之后就一直只与她婆婆俩相依为命，所有的生活来源就靠租给我们的一点点房租和张妈做点手工活来维持。有时她婆婆也会寻点小收入，那就是卖念出来的“心经”。

    张妈家的房屋有四个开间，租给我们的是靠南边的一间三进的二层楼。她们自己住的是北边三间，包括两厢一厅：西厢是厨房及吃饭的场所，东厢是卧室，中央有一间水地砖铺就的大厅。屋外是用围墙圈起来的一个天井，天井的三分之二用长条石铺地，三分之一是个花台，种有一丛腊梅、一支枇杷。

    可是到了文革有时候，张妈租给我们的房子也被“没收”归了政府，理由是当时有文件说要进行第二次“土改”，象张妈家这样出租房屋是“资产阶级剥削行为”，属在这新“土改”范围之内。虽然我们租这一百来平米的房屋时张妈才要了我们每月两元钱的“房租”。

    我们租住的楼房被“收归国有”后，张妈仿佛一夜间老了许多，虽然还照样天天一早起来去井边拎水，我却发现她越来越沉默了。有时常看到她在自己的屋里一边糊纸盒（这是某厂家发出来的外包工活，糊一个三厘钱。）一边在那里掉眼泪，嘴里还喃喃地嘀咕着：张家败在我手里了。

    四人帮粉碎后我转业回地方，地方上正好需要一批新的力量来搞“落实政策”工作，我被局里安排在落实政策办公室工作。张妈曾托我帮她去有关部门问一下她的房屋能否“落实政策”，有关部门的回答是“超过七十平米的房屋不在这次范围之内，除非在海外有较知名的本家人士。”

    是呵，那些在海外有实力的人家，即使被没收的家财数量再大，后来也都一一归还了本人，而那些普通的老百姓，就只能望而兴叹了。张妈听了我给她打听来的结果后只是无言地叹了口气，脸上是一副漠然绝望的表情。这表情一直在我的脑海里晃悠了很久很久，在我打这篇文字的时候，又仿佛出现在了我的眼前。

    不过是非得失谁也无法作任何评价，张妈在九十岁的那年被安排进了敬老院，她自有的那几间屋子最后也归了“国有”。因为按照国家的有关政策，由政府供养起来后他的一切财产都应该上交给国家。连张妈放在我老爸那里的最后一张存折，两年前到期后我老爸也将它专程送去给了敬老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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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潮冲走的太师椅

    小镇虽不大，人口也不多，特别改革开放后许多人都迁往较大的城市去谋生，镇里常住的在籍人数只剩下二千余口，但却是自古以来一直到今天仍很有名的小镇。这名主要还在于它的一年一度的“观潮节”。

    “钱塘自古繁华”说的是杭州，然而这个离杭州四十多公里的小镇则是观“钱江潮”的最佳去处。不仅它自五代时吴越国王钱鏐留下来的陡峭的鱼鳞塘一直完好地保存着，还在于只有在这里才能看到横贯大江的“一线潮”。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各种物质条件还不十分充沛的时候，每到农历八月十八观潮节，镇里便会挨家挨户搜借好一点的椅子，集中到海塘上的中山亭里排放起来，用于迎接各地贵宾与外国客人。

    中山亭建于海塘的二层土塘上，是为纪念孙中山先生来海宁观测潮而建于解放前。那时这海塘上除中山亭外没有其它可遮风雨的建筑，所以贵宾席也就是在中山亭里的区区这几十张椅子，里面也常有张妈家的。

    每年张妈家的太师椅都要被借了去，有时十来把、有时五六把，也有的年份借出去了就再也回不来。倒不是被什么人据为了己有，而是冲上塘的午夜潮水把它们卷走了。这样的事隔两年就要发生一回，也往往在夜潮的时候。

    好象是五十年代末吧？与通常一样，到了农历八月十五以前，镇里就把该借的椅子全集中到了中山亭里。这次借拢来的全是硬木的太师椅，据说是因为有一大批外宾要来。张妈家被借去了十多把，只留下两把她们自己要用的。

    可是当天晚上就出了事。那天夜潮太大，一来就直奔海塘之上，据目击者说最高的浪头直扑到了中山亭顶上。虽然那些椅子都有绳索连在一起，但也被卷走了一大半，连晚上照看椅子的更夫也被海潮卷走了，连尸身也一直没找到。

    节后镇里来还椅子的时候只剩下一半。张妈年老的婆婆埋怨张妈不该借出去那么多，扁着没牙的嘴絮絮地数说着“请阿太时，连座椅也摆不全了。这怎么好！”（请“阿太”这里的方言，相当于是普通话的“请祖宗”。）

    张妈很孝顺她的婆婆，每当婆婆絮叨的时候她总是默不作声地听着，象这样的事明知道错不在自己——镇里要东西的时候谁敢拒绝？但她从不会还嘴。过后她只会与我们说以后到海塘上小心一点，多想想那些被潮水卷走的可怜的人。

    就为这潮水卷走人的事，她可没在我们跟前少说，有时简直太过罗嗦。那时我们这帮小孩只要一到夏天，便天天在海里面游玩，弄潮的惊险自然少不了。有时觉得没办法了张妈就会威胁说“我一定告诉你们父亲”，只有这威胁才能使我们稍作收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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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妈编的儿歌

    张妈不识字，家里却有“敬惜字纸”的纸篓高挂于墙上，也许在老早以前，“识字”便是一种身份的象征。有时我们把报纸之类的有字的纸张随地乱扔，张妈便会一一收拾起来放在废纸篓里，嘴里还不住地叨唠着“罪过、罪过！”

    我们小的时候，父母双职全要上班，张妈便成了我们的临时监护人。干完家务之外，她便一刻也不离地围着我们转，时常还给我们唱着民间的或她自编的儿歌。至今还能记起的至少有三首，一首是全国人民都会唱的，另两首或者是她自编的。

    那首全国人民都会唱的便是《外婆桥》：“摇阿摇，摇到外婆桥。外婆叫我好宝宝，外婆叫我吃年糕。”也许各地的歌词会有所不同，但那旋律应该差不多。在张妈的轻哼声里，我们便甜甜地进入了梦乡。

    我是家里的老大，张妈不知怎么与我这个老大开起了玩笑，她编了一首老大歌：“阿大阿大拨磊砣，一拨拨到沈家渡。拾着一叭热豆腐，烫坏阿大只狗咀哺。”（此歌需用本地方言唱，“拨磊砣”拨、应读“BE”，“磊砣”是石块的意思。“叭”是量词“一块”，“咀哺”是“嘴巴”。）

    张妈的这儿歌一出，我在街坊上便成了同龄孩童取笑的对象，当然这都是善意的。有时我们一起玩的时候，他们玩不过我，就会唱着这儿歌逃之夭夭。看我不追他们了，却又在远处向我挤眉弄眼地笑。呵呵~~这张妈。

    那时孩子们也没什么好玩的游戏，我们有时也玩“摸盲”。轮到该去摸人的，便用手帕包起双眼，有一人推着他的后背将他送到一个无人的地方，再转身逃开。那时我们通常只是一味地哑玩，没有声音。张妈却为我们唱了一首儿歌。

    儿歌的歌词是这样的：“送盲送到西天角，拾着一只老菱角。我吃肉、侬吃壳，回转身来捉牢我。”自此之后，街上的孩子们在玩“摸盲”的游戏时便有了歌声，听着那些奶声奶气的声音，张妈便在一边开心地笑着。

    因为我们几兄弟的健康成长，张妈会带孩子的消息便不径而走，于是张妈便多了一份新的收入。我南京的表妹、成都的表弟都在张妈的身边呆过。直到后来有一次张妈抱着一个小孩从最后三级楼梯上一脚踏空摔了下来跌断了小腿受了伤为止。

吴建权

娓娓道来，活灵活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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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记

    电视里在报道张妈所在的那个小镇新修了“宰相府第一条街”，正在招商引资。那个“宰相府”就是清康雍年间的陈阁老陈世倌的故居，我们小的时候经常去玩的地方，当地人称之为“陈家老宅”。

    民间传说的陈阁老的二儿被雍正调包变成了女儿，正史无从考，虽“小说家言”把这段故事写进了传奇，但终究不过是民间传说而已。但在这个小镇的敬老院里还确确实实地活着陈家的后裔、九十多岁的张妈，不知那些搞宰府的人知不知道。

    世事总是这样沧海桑田地变幻着，有些是自然的、有些是人为的。过去了的名人，因为其“名”，也总被现代的后人们拿来“说事”。成年的老话于是一再被翻出来一遍遍地说着，其作用大家也心知肚明，不用我来赘述。

    认识张妈，算来亦已五十多年。这半个多世纪来，张妈从一个略能自给的所谓“有产者”变为到现在一切都交给了国家了的“彻底的无产者”。这也许在旁人看来是无足轻重的事情，我以为在张妈的心底，一定会有着极深的震憾。

    但我终究也无从窥视与感受这种震憾，只能以我仅有的一点记忆，把张妈的一些小事略作记录，聊以寄托我心中的敬念之情。远在美国的表妹与表弟，不知还记得张妈那些古老而有趣的儿歌否？

127962

真的假的?

juzhizi

扭莎，可能跟“捏脊”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