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被淡忘的民国学界领袖（谷小水）---南方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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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一位被淡忘的民国学界领袖

2007-08-20 15:14:30   来源:南方都市报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southnews/tszk/nfdsb/ydzk/200708200520.asp

　　谷小水    □中山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去年与今年分别是民国学界领袖丁文江先生逝世七十周年、诞辰一百二十周年。从去年起，学界就开展了各种活动来纪念这位“现代稀有的人物”(蔡元培语)。宋广波先生躬逢其会，将丁文江研究计划中的阶段性成果《丁文江图传》即时推出，对国人重拾那段久湮不彰的历史，功莫大焉。
　　宋广波先生慧眼识珠，近年来致力于丁文江的研究。他利用任职于中国社科院的工作便利，奔波于京内各大图书馆，并遍访丁文江先生的故居、亲属和有关人士，搜集到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包括不少现在已难得一见的丁文江的照片。作者经过对照片的精心选择，并配上流畅的解说文字，解构成《丁文江图传》。该传的价值首在照片，这些近年来首次公开的视觉材料必将加深人们对丁文江的感性认识；此外，图文并茂的方式也有利于提高读者的阅读兴味。是以，笔者深信，图传的出版必将有助于拂去历史的尘埃，还丁文江本来面目。
　　
　　“学术家的政治家”
　　几十年后的今天，一提起丁文江，熟悉者往往想到的仅是地质学家的头衔，而对其在学术上的贡献则不甚了了，更无论那些见仁见智的“行外”事功了。
　　丁文江，字在君，笔名宗淹(追仿“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由此也大体可以推想他在民国时期的意态)，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双科学士。丁文江是民国时期的一位特殊人物，北大同事温源宁教授这样描述：“他的所知所见实在太丰富了，简直就是一所老古玩店，五花八门、零零碎碎的东西，从中国军队装备的统计到唐诗朗诵法，一应俱全。换句话说，你应该把丁博士看做一部百科全书。”
　　丁文江在地质学领域的最大贡献，不仅在于通过自身的研究为本学科具体提供了一套全新的典范，更表现在为西方地质学引入和相关学科建设所作的奠基性工作。清末民初，新旧学术转换交接。古代中国虽也出现过徐霞客这样的大旅行家和《水经注》等地理著作，但地学作为一种专门之学始终难登中国传统学术的大雅之堂。近代以降，西学东渐，丁文江充分利用自身的办事才具，积极营建出一个学科发展的健康环境，直接致使地质学科的发展成就远超同时期的其他学科。无怪乎非泛泛之交的陶孟和发出这样的感喟：“就对于地质学的发展一端来说，在君足可以称为学术家的政治家。”诚哉斯言，不过陶氏立言稍嫌谨持，如果不只从结果着眼，完全可以推而广之——丁氏能够为孙传芳、蔡元培先后罗致，聘为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总办及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也正是因为看中了他的行政才干。
　　丁文江从专业领域获得的成就和威望，为其积极议政和关怀公共事务提供了稳定的支撑。他与实际政治发生瓜葛，约略可以追溯至与梁启超的交往，但二人的往还似限于“座主”与“门生”。
　　与少年时期“暴得大名”占据着中国近代思想史枢纽位置的胡适缔交，是丁文江问政生涯中决定性的一步。自经陶孟和介绍丁胡结识后，两人迅速接近交往极其频密，每每相处即讨论擘划社会政治，即使关山阻隔各居一方，也保持鸿雁往返互通声气。
　　在丁文江的政治思考中，非常重视“人”的作用，对其中的精英尤为属望。1922年丁文江在燕京大学的演讲《少数人的责任》是其政治思想的纲领性文件。在这次演讲中，他将国内政治的混乱直接归咎于“少数人”责任心与能力的匮缺。这种在不求于人但求诸己的使命感影响下的判断虽不无偏颇，但绝非一般人等所能企及。自此，“少数人”的责任心及起而用世，就成为丁文江对当时政治、社会所开出的药方，并在日寇虎视鹰瞵等外缘条件的促发下进一步发展为新式独裁论，呈现出与胡适等众多自由知识分子不同的独特思考。
　　
　　问政生涯
　　1926年丁文江出任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总办，是最为世人及后起研究者非议的一段经历。这当然与同情理解被主观臆测所取代的研究方式有很大的关系。平情而论，“军阀”作为一个概念在国人观念中已包含了极强的价值判断，所有与其相关的人事均有被“染黑”的可能性。在丁文江看来，军阀间的差异性实远远大于其同一性，直系与奉系不同，奉系之“新”、“旧”殊别。正是基于这样的识见，部分促成了他汇流于“救援江苏运动”，接受孙传芳的邀请。当然，丁文江步入政界，孜孜于外交、市政等日常事务，与其本人不仅坐而言而且笃于行的实干家性格分不开，他一直试图将其科学方法和实干精神服务于国家与社会。丁出任督办公署总办时间不过半年，兢兢业业，有守有持，其间最重要的业绩就是奠定了大上海的规模，完成了久拖不决的会审公廨的交涉，使1860年代开始丧失的相关主权部分得以收回。
　　北伐胜利后，丁文江因此职位受到南京国民政府的通缉。但这段经历并未使他有所“收敛”变得“世故”起来，在日人侵略烽烟四起的国难时刻，他畅所欲言，用学术研究的严肃态度发表对时局的看法。简单地说，即是以有效率的政体为核心(从国民政府开放政权、容纳异己，到新式独裁体制)，国共息争，在最为有利的时机给日军以重大打击，且运用一切可能的力量以延缓并最终消除日益深重的国难危机。丁文江这些配合着时势逐渐彰显的政治、军事主张因颇有乖违于时论之处，一直遭人曲解，其实只要我们尽可能摒弃成见，就不难理清其发言立论的基本理路。
　　
　　丁文江的传记
　　1936年1月，丁文江应政府征召往湖南进行煤矿勘察，为抗战作准备，不幸死于煤气中毒，得年仅49岁。丁氏处世态度通达，决不以个人得失为念，胸襟磊落毫无媚世之习。将黄庭坚评价周敦颐之“光风霁月”、程颐评价张载之“元气淋漓”衡诸丁氏，庶乎近之。
　　丁文江去世后，好友胡适、傅斯年一直存有为其作传的夙愿。国民政府从大陆败退台湾后，傅英年早逝，一贯倡导传记史学的胡适遂担当重任，于1956年在资料搜集极不易措手的状况下完成了他晚年最重要的一篇传记《丁文江的传记》。该传由于作者与传主十数年的患难相交，对后者言行与诸多事功的理解自有外人难及之处，从某种意义上说，该传已超越了单纯的研究范畴，而兼具史料层域的一般功能。胡著之后，台湾地区陆续有若干简传出现。
　　由于与孙传芳、蒋介石等人的关联，丁文江研究在大陆学术界长期无人问津。近年来虽有若干论文及传记出现，但总体仍处于起步阶段。海外惟一一部以丁文江为本题的研究成果，是美国学者夏洛蒂·弗思(中文名费侠莉)的专著《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作者的西人身份注定她对丁文江西学背景的理解较一般研究为深透，这也是该著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的根本原因。但该著成书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作者不可能充分利用中国大陆及港台方面的材料，致使在丁文江一生某些重大关节的处理上或是略而不述或是借重“合理”的推演来补缀，错漏舛谬在所难免。
　　结合海峡两岸和海外相关的学术史，可以看出对丁文江的研究虽已广为铺展，在不同的论题上也有程度不一的推进，但总体上观察，无论是在拓展还是深化的维度上，均有进一步与力之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