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是万人敬仰的伟人，听力下降时也会佩戴助听器。而我们普通老百姓，却有很多人因为顾及“面子”而讳疾忌医，甚至很多中度重度听损的中年人即使配了助听器也不愿意佩戴……
在邓小平故居陈列馆的展厅里，邓小平曾经使用过的助听器正安静地摆放在展柜中，呈现在广大游客眼前。人们站在助听器前，时而仔细端详，时而俯身倾耳，仿佛能听到从中传出来的声音…… 1954年，邓小平患了中耳炎，此后，他的听力就逐渐下降。在正式场合，常常要借助助听器才能听清楚声音。 邓小平曾三次选配“天津牌”助听器，当时天津助听器厂厂长唐惠德亲自为邓小平选配，获得邓小平的称赞：“你们的产品为耳聋患者带来了福音。”晚年会见外宾，邓小平总是打破主人坐左边的惯例，坐在了右边，因为他的左耳听力强一些。1987年接见纽约大学教授熊玠时，宾主寒暄几句后，邓小平说：“熊教授，我可不可以请你坐在我的左边？”随后邓小平又解释说，他右耳听力不好，左耳有助听器，听得更清楚。熊玠教授笑着说：“只要邓公你不把我打成左派就成！”邓小平听后开怀大笑。邓小平待人热忱诚恳，平易近人完全是一种自然流露。 
在外宾眼里，听力下降的邓小平，思维却格外敏锐。1986年3月，邓小平会见丹麦首相施吕特。会见刚开始，邓小平就对施吕特说：“你是我今年会见的第一个外国朋友。不久前，香港传说我病了，股票也因此而下跌，现在可以辟谣了。”在45分钟亲切愉快的气氛中，两位领导人纵论天下事，畅谈中丹友谊。会见快结束时，邓小平请施吕特几年后再来看看中国的变化。施吕特说：“下次我要骑自行车来。”邓小平紧接着说：“我们两国自行车都很多！”施吕特点点头：“丹麦人喜欢骑自行车锻炼身体。”邓小平侧过身子对施吕特说：“四年前，一位丹麦朋友告诉我，说丹麦产的助听器质量最好。”施吕特说：“助听器是丹麦主要出口产品之一，质量很好。”邓小平指着自己的左耳说：“我的耳朵有些背，前几年就是用的丹麦的助听器……这样我们又有两个共同点，自行车和助听器。”听着他风趣的话，会见大厅里又一次响起了笑声。 晚年时，邓小平的听力下降得厉害，小女儿邓榕几乎充当了他的“助听器”，许多信息和邓小平做出的决定都是通过邓榕传达。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期间，在许多镜头里都可以找到邓榕的身影。
后记：评价一个老人是否“耳聪目明”，更多的是看他的“精气神”。一位睿智的老人，是不会让自己孤立在无声世界里的，正如小平同志，不会让中国“听不到”外面的世界。 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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