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桥育婴堂（作者：陈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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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桥公园对面的育婴堂巷，因巷内育婴堂而得名。育婴堂，是旧时的慈善单位，专事收养失去父母的幼儿或被遗弃的婴儿。刚开始，育婴堂为民办性质，由官府倡首，运作资金则来自于地方民众的捐助，如各地的行政长官带头每月捐资，然后吁请地方的乡绅富户进行捐助。因社会影响巨大，民众捐资也十分踊跃。凡有婴儿送来，育婴堂都予以收养，孩子长大以后，或谋自立，也可由亲生父母领回，同时也接受社会人士的领养。

　　县志载：黄桥育婴堂始于清道光28年（公元1848年），共有房24间，经费岁征地租谷十六石六斗，房租一百五十五千四百文。 参照泰兴育婴堂订有章程：“婴儿长成，6岁就师就读，不能读者，10岁为觅生计，量给衣被；女至13岁，即为择配，交夫家领养，量给奁具：其残废者，10岁外补入养济院额”。黄桥育婴堂坐北朝南，房舍共四进，两边还有厢房，现东厢房犹存。堂内供奉着观世音菩萨的塑金像，每年阴历6月19即观世音菩萨生日这天地方召集地主和商家开会，筹款育婴堂有关费用。当时此堂以实施人道主义拯救孤儿为怀，接收弃婴，这些弃婴中多数为私生子和女婴。 育婴堂墙开设窗口，内置较大抽斗（可放置婴儿），直通屋内，上面横垂木板。此抽斗专为接收弃婴而设，旁设一孔为应门处。凡有弃婴者便把婴儿放在抽斗里。然后扯一下铁弹通铃以示传报，弃婴者不与堂内人打招呼，不通报姓名，屋内听到铃响便来取婴。
　　在封建社会旧的传统观念毒害下，普遍存在重男轻女的陋习。当时国家与社会经济落后，无计划生育没有避孕之法，有的家庭生四、五胎，多则十几胎，造成生活困难，子女无法养活，溺死婴儿特别是女婴的现象非常严重。将刚生下来的女婴溺死或抛弃，是一种由来已久的社会现象。据老人讲，当时黄桥古镇四周是四个大乱坟场，埋葬小孩是太正常不过的事。为了杜绝溺婴这一丑陋恶习，早在南宋时期，朝廷就设立慈幼局，专门拨出官田，将田亩产出作为慈幼局的日常运作经费。凡经济贫困、无力抚育子女的人家，都可以把孩子抱到慈幼局，红纸写下孩子的生辰年月日时辰，交由慈幼局专门聘请的乳母喂养。没有孩子的人家，也可以到慈幼局里抱养孩子。有了这一福利机构，当时的溺婴和弃婴现象都大为减少。
　　清代之初，天灾战乱频仍，溺婴的现象十分严重，由此也引发了男女比例失调、童养媳之俗流行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清孝庄皇后首先带头，从自己名下拨出一份钱粮，朝中的满汉大臣，随之也纷纷解囊，康熙元年产生了京城第一座育婴堂。此后，朝廷还将设立育婴堂作为考评地方官员施政绩效的一项标准，并且规定，若是官员个人捐资达到一定的数额，就可以获得嘉奖。在朝廷的大力倡导之下，育婴堂很快就遍及全国。
　　育婴堂通常分为堂养、寄养、自养三种形式。堂养是将婴儿留在育婴堂里抚养；寄养是由育婴堂聘请的专职乳母把孩子带回家里养育，并定期送回检查；自养则是由婴儿的母亲领取抚养费，然后自行哺乳。寄养和自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育婴堂的场地及人手方面的问题。乾隆主政以后，朝廷加大了对育婴堂的资金支持，除了财政拨款，还把一部分田地直接划拨到了育婴堂的名下。地方政府也征取或摊派一些以育婴行善为名的费用，邀请地方受人尊敬的乡绅主持具体事务，参与管理运作。目的是使育婴救困这项慈善事业，能够长久而稳定的运行下去。
　　黄桥育婴堂保姆不固定，每年临时挑选有乳汁的妇女为婴儿喂奶，先后被雇来在育婴堂喂过奶的妇人有近百人,黄桥育婴堂鼎盛时期养育了二三十个婴儿，为此同时聘请过5名奶妈。虽然如此，育婴堂里的婴儿有许多还是因疏于照顾或缺乏营养而夭亡。育婴堂婴幼儿生活艰苦，有病常得不到认真治疗。 黄桥育婴堂还负责每年春冬两季放粥救济穷人。
　　黄桥育婴堂巷巷内有空房和场地，因而兵荒马乱之中成为军营的首选地，从而发生了许多值得回味的事件，孙传芳的五省联军兵败过境黄桥，部队驻扎在育婴堂巷内，旅长白保山把话商会会长、王元盛酱园店老板王保山，让他们筹集两万大洋军响，否则就杀尽黄桥人，王保山硬是给吓死了，现在流传的民间俗语“来了个白保山，吓死个王保山”，典就出之于此。后来国民党部队来黄桥，也驻扎在育婴堂巷内，并在此训练壮丁。新四军也把军营设在这里。日本鬼子来了，日军与和平军也驻军于此。可恶的是他们竟然把育婴堂房舍拆掉，在附近造了三个大碉堡防御抗日武装，就这样家乡上百年的慈善事业就断送在外族入侵者手中。解放以后，1952年泰兴县成立弃婴收容所，育婴堂取消，成为居民住宅。
　　黄桥育婴堂小巷还出了个大人物周泽，1938年11月他就投身革命，曾任扬州地委书记、徐州地委书记、后来当上江苏省副省长、省委副书记。
　　当时间的巨轮走进了21世纪，旧时育婴堂已经漂散在历史的长河中，现在去看历史留给人们的，也许只有依稀的旧痕、巷名以及那想像中的———“育婴堂”。

来源：黄桥历史文化研究第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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