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眠之夜（作者：刘鹏旋）

网站管理06 · 发表于 2022-4-20 10:0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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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搬离花园桥下，是在一九七九年的秋天。搬家时，我在无意之中翻到了春哥当兵四年写给家里的一百多封书信，浏览了一遍，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信中反复出现过的一句话：“父母亲为儿子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我不知道哥当年对父母的那些不眠之夜能知多少？而今我已做了爷爷，经历了人生的风雨坎坷之后，方才悟出什么叫“不眠之夜”，还清晰地记得兄弟几个走出童年到长大成人的那段时光，是从父母的不眠之夜里走过来的。
　　那年文革席卷而来，所有的人都不知所然。那天凯哥去上夜自修很晚没有回家。午夜前母亲连去问了几个同学才知了一二：放学前，班主任老师跑到班上亢奋着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要革命的跟我走。”就三个同学跟着走的，从致富桥外的民中去了直来桥下的黄中。凯哥后来告诉我，自己什么不懂，被老师一蛊惑有点热血沸腾，费了一夜的脑子，写了首打油诗：“邓拓吴晗廖沫沙，个个披着马列装，打着红旗反红旗，支支毒箭射向党。手持毛选心眼亮，男女老少讨黑帮，斩妖除魔驱豺狼，颗颗红心向着党。”母亲回到家时，满街的灯已熄了，拉上我走进一片漆黑，去找凯哥。走到大码头石灰行门前，母亲踩着一条蛇，那蛇惊慌之中缠上母亲的腿。母亲惊天一叫，蛇被吓跑了，人也魂飞了。直到找回凯哥，母亲还是惊魂未定，喋喋不休地跟父亲说了一夜的话。母亲问父亲：石灰行就在外婆家前面，蛇缠了腿，会不会是外婆送的信，提醒我们让儿子处处小心着点？一连几天，母亲都没让凯哥去学校，脸上满是愁云。
　　那天我被叫醒时天才蒙蒙亮，一看那双眼睛便知母亲又是彻夜未眠。母亲压低着声音说：“昨晚听说，泰中的学生在闹绝食斗争，无论如何去把春儿拽回来，无论如何……”母亲叮嘱再三才让我出了家门。一路上，我在心里默默地重复着母亲的“无论如何”，像背负着重任跑了近五个小时到了县城，在学校操场的人群中找到春哥。回来是用母亲临行前塞给我的一块钱买的车票，那是我头一回坐汽车，尝了一回凯旋而归的滋味。春哥到家即去花园桥外上厕所，一阵天旋地转晕倒在厕所门前。我和父亲赶去将他搀扶回来时，春哥已是一脸的纸色。母亲悄然涕下“啧啧啧，我猜的不错，那蛇缠腿一定是外婆捎信给我的……”
　　最让母亲揪心的，是兄弟几个一起辍学在家。 “三忠于”浪潮涌动的那时，春哥领着我和凯哥去为居委会写墙头红标语，画领袖人物的木刻画像，全是他画轮廓我俩填色。竟然，春哥被父亲单位请去画了“毛主席去安源”巨幅油画。母亲耳朵里灌了不少的恭维话时露出点浅浅的笑容，却说：“淡笑恰如哭，会这个有什用，不抵寒气。”那段日子，母亲白天上街去摆烟摊，回到家就守着那只半导体收音机。听中央台的新闻，少不了发点感叹、作些点评，她坚信：老人家发动这场运动一定是胸有成竹，能收这个场的。忽然有一天，收音机播了“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母亲一下子愣了，脱口一句：“磨第一把刀就磨钝了，怎么得了……”直到春哥下乡插队那天，父母每晚相对坐着抽烟叹气，满屋子的愁云密布。春哥插队去了三里乡的芦沟头。没有人会信，父母每晚跑去乡下看望儿子，即使儿子已经睡了，看上一眼就回来。母亲说，看一眼儿子回来才睡得着觉。其实，父母每次回到家已是很晚，常常是抽烟叹气坐到天明。我曾一次次地掂量，这是一种深度至爱？抑或简单成一种放心不下？全然不是。父母是在重复着一种心灵的传递，希望春哥的心灵受到感应，孵化成一种人生的抱负。

　　不久，春哥在《江苏工人报》发表了他的处女作《芦沟一月》。我看见了，母亲的脸上露了一回久违的笑。这年冬天，春哥被县文化馆调去搞春节文娱创作。时值征兵，接兵部队选招文化兵，是鞠馆长力举，春哥于插队的第七十二天穿上了军装，去了崇明岛。送别那天，母亲泪水盈盈为春哥整一整衣领：“好人当兵，好铁打钉，干出个人样回来！”送走春哥，母亲又开始了愁思绵绵，天天问父亲：儿子去的那个岛，是荒岛还是孤岛？海有多远岛有多大？海上的风就是台风吗？海水就是盐水吗……父亲答不上来了，就让父亲写成一封封的家书；心里想得憋不住了，春节一过就去了部队，从上海十六铺码头乘的轮船。母亲没见过海的世面，看着那水连天天连水汪洋一片，眼泪一把鼻涕一把一直哭到上岸。母亲回到家脸上刚有了点笑容，收音机里突然报道珍宝岛事件，不断有双方打死打伤的消息，又让她提心吊胆了好一阵子。稍稍平息，部队派人来了。明里是为春哥入党搞政审，实是来查证人民来信——春哥是否是“5.16”怀疑对象。直至春哥以士兵身份退伍，尘埃都未落定。退伍前部队首长告诉春哥：若是入了党，军区创作组，警备区政治处等着调你。春哥当兵那四年，没让母亲看到他的一路阳光，那些坎坷曲折，全都成了母亲不眠之夜里的绵绵愁思，刻进了母亲额上的那几道皱褶。
　　春哥当兵的第二年，我初中毕业，正好赶上文革后的第一批招工。是进国营厂。整个班级只有少数几个家在农村的同学别无选择地继续上了高中。那时候，千千万万的知识青年都成了农民，能进厂当工人，对所有的人都是件非常了不得的大事。那天班主任老师告诉母亲，我已被推荐，上面来人专门查了四舅因投机倒把被劳教的事，政审关可能难过。母亲早早地收摊到了家，一脸的凝重，又有点惊慌的样子，焦急地等到父亲回来，两人说了一夜的话。一大早，母亲乘头班车去了县里的招工办公室，一哭一诉地论起理来：请领导们评评，哥哥既然能去当兵保卫祖国，弟弟为何不能进厂当工人，难道“光荣人家”就是一张红纸……那一连二十多天，母亲一遍又一遍地哭诉着。也许是因天寒地冷、忧愁怨愤又心累肚空，母亲犯起胃病，吐着满腹的苦水。直到招工办公室宣布停止办公的那天傍晚，母亲才愤然离开，上了末班汽车。刚下车，招工办公室每次倒水给母亲喝的那个陆阿姨，竟然出现在母亲面前，拉住母亲的手说：“鹏旋的通知书送来了，是最后一个名额。”她是追母亲一直追到车站，挤进车门车就开了，一直追到了黄桥。不知道那一刻母亲是怎样地激动，怎样地感激陆阿姨的。我看见通知书的那第一眼，上面印着母亲的一汪泪痕，让我直到如今，人生的每一刻都不敢懈怠！那一晚，我头一回和父母共度了一个不眠之夜。夜里我问自己：在一个最能攒钱养家的旺季，母亲丢下烟摊，去为儿子的前途奔波哭诉，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度和定力？后来我从一位书法家作品的题跋中找到了答案，题曰：每临大事有静气，乃从容淡定之哲理也。
　　因为我进了国营企业，凯哥只能进了镇上的机械厂。不是母亲偏心，是我愧歉凯哥。德弟没有我们幸运，不久下放去了县里的果园场。
　　一九七九年，县里拓宽改造老龙河，花园桥下的那个家遭遇拆迁。这年，春哥创作了歌剧《月儿何时圆》，凯哥获得了全国“五小”发明奖，我被调到团县委当了秘书，德弟从果园场上调顶替了父亲的工作。这让父母在家的风景里看到了“满河春潮，一路阳光”。就在这年，如同飞鸟各自投林，我们离开了父母身边。我跟父母打趣说：谁让我们的名字里有个“鹏”字的，大鹏的意义就在于飞翔！
　　花园桥下的那个家，不是在我的梦里，而是在我的生命里。我宁愿每天做梦，天天流着泪醒来。

来源：黄桥历史文化研究第八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