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钟》第四期：顾汉自白（作者：刘鹏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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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黄桥街上的顾汉，死了。
　　清明节前，我儿寄南拉上他表弟，去公墓为我买了一方墓地。寄南告诉表弟：“老爷子八十九啰，上次骨折手术后每况愈下，说走就走的人了，我没办过这等事，一直愁。”表弟说：“愁什么？老爷子一有情况第一时间通知我！”
　　我的确是每况愈下了。尽管儿子不惜钱，用顶好的药给我调理，买上等的西洋参给我补养。那天还不到落太阳的时候，我感觉到眼前一片昏黑，还吸着氧呢，一呼一吸等不及的急，心里慌慌的混混的乱。我隐约听见寄南在走廊上打电话给他表弟的，表弟不一会儿就来了，他俩在我身旁轻声说着话。寄南时不时大声唤喊我“老爹，朝阳马上就要到家啦！”他知道孙子是我心灵的支柱，我自己就是做不起主来。我的一呼一吸逐渐地由长变短，慢慢地变得微弱，完全停止的那一刻是十点零三分。
　　我死了。敬老院的医生说了句“老爷子走了。”寄南他表弟立马打电话给那个叫艾三儿的，很快来了几个人，给我擦身子更寿衣，把我从三楼搭下楼，穿过院子，一出门就上了灵车。灵车从我走了几十年的街巷飞驰而过，进了北郊的殡仪馆，在告别大厅对面的屋里给我设了灵堂。寄南他表弟给上海的哥哥打电话说：“顾汉老爹走了，坎坷一生的人，你撰副挽联送他吧。”叮嘱一句“连夜发过来！”随后他照会寄南：“找一张老爹的照片，明天一早送去放大，拜托人家赶紧！”这事哪会让儿子费心？我早准备了，就放在老宅我寝室的一角，轻易可见随手可得。这照片是我最满意的：古稀之年照的，人生的风雨坎坷都过去了，心里自然而然的自在、淡定、怡然，眼神里是我骨子里的坚毅，浅浅的笑意、微微的露齿，似乎欲将笑谈人生。
　　午夜了，殡仪馆里空旷冷清，死一般的寂静。为我守灵的四个晚辈在西屋里围坐着打起牌来。终于有了这一天，我的躯体静静地躺在灵柩里，我的灵魂却一点也安静不上来，因为是面朝着天，于是向上天说起与生命等长的人生时光——
　　我本姜堰市顾高镇人。顾高镇，原是破落地主的庄园，早年从昆山迁来的。远祖顾炎武，明末清初著名学者，世称亭林先生。春秋二祭，族人集中宗祠内，对着大厅正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八个大字顶礼膜拜。这是他的传世名言。由于这层缘故，长辈对子孙教育一直抓得很紧。镇上自办小学，又请来德高望重的饱学秀才对年长子孙课以古文诗词，希冀子孙品学兼优，不能兼利天下，亦当独善其身。由于有所追求，虽破落，仍有生气，陆续出了些有学问的子孙。
　　我从小贪玩，又加老爸在世星卜家们曾为我占卜一生，都说我八字不好。秋天生人不当紧，偏逢子时，秋风飒飒，玉露零零，况五行缺火，男命毫无阳刚之气，将是一生坎坷。由此，家里给我取名顾汉，希冀我是条汉子，与命运抗争。世代读书，我也不笨，私塾小学成绩优异。12岁小学毕业选择初中，老母苦思冥想，举棋不定。适逢我哥放假回家，说道：“黄桥中学虽是私立，校长丁廷标英国留学生，大学毕业教师多，还有秀才，进黄中蛮好。”于是一锤定音。谁知嗣后我竟做了黄桥娇客，定居下来。黄桥待我可谓厚矣，体会最深的是黄中给我各学科打下坚实基础，得益于翁鸣俊老师的从严教导，因而解放后在上海得以连续考取两所高校。录取通知登在大报上，风光了一阵子。我选择了中央财经干部学校。那时国家急需经济管理人才，上学六个月便随大军南下，到了山东荷泽，进花纱布公司。公司国营的，专司棉花、棉纱、棉布的统购统销。从此，生命之舟在政治运动的惊涛骇浪中屡遭不幸。
　　五五年肃反运动，我向组织坦白：学生时，怀着抗日救亡的激情加入了三青团。经查档案，怎么成了国民党员？其因：国民党于逃亡台湾前，将党团合并，本人不知。照理说不知者不为过，但运动中认定你隐瞒历史，工资降一级处分。我奋发工作，次年撤销处分，还当选工作模范，将获奖的笔记本给我儿寄南分享。
　　五七年反右斗争，因我的一句大实话被定了大罪。那时的统购统销，国家以最低的价格，向农民征收最好的粮食，农民自己却食不终口。我说，这近乎于剥夺农民的生存权利。于是有了很大的罪名，被判教养三年。我不认罪，改判刑五年！我死不认罪，终不肯在逮捕证上签字，进而加罪判刑七年！遭此厄运，让我见识了两个小人：一个是我的处长。我的一篇工作论文发表于地区商业杂志，拿了稿费。而他向人家介绍工作经验时，公然说成是他的文章。我当仁不让，公开戳了他的谎。因而揭发我有反动言论，与我生死斗争的便是这个处长。一个是公安中锋。我学生时乃篮球战将，在荷泽是地区商业队主力中锋。那次对阵地区公安队，我连连投篮得手，公安中锋却被我紧逼盯人而动弹不得，结果我队大胜。那天我决不在逮捕证上签字，被五花大绑得结结实实，下狠手者正是这个公安中锋。我能看出，那凶狠的目光里燃烧的是复仇的火焰，我只能以凌厉的目光与他对峙！
　　经历了日以继夜的批斗审查，我身心交瘁，染上肺结核，病情严重。服刑单位把我送进医院，一住五年，又到体疗所住了一年多。这期间，单位对我做工作，要我认错。我不错！难道让他们认错？于是戴更大更重的帽子释放我回故里。
　　落魄归来，所遇的白眼冷漠我不介意。介意的是我那从没见过、出世两年多的孙子，见到我先是瞪着眼看，接着扑到我怀里，似乎弄清了我是他爷爷。这一刻，我浑身通透，像有一支擎天柱撑起我心灵的天。吃饭问题摆在面前，居委会介绍我进酱品厂去当杂工，二百多斤的萝卜担子搁在肩上爬跳板，对出院不久的我来说，活计着实不轻。为了吃饭，只有硬撑。不想旺季一过，下岗了。于是，到棉花组弹棉花，时间不长，又下岗了。蒙居委会给出路，让我与残疾人为伍，到刷子组做刷子。我的任务是削毛竹板。专心致志地向做鸟笼的师傅学习用锯子、使作刀，几天下来居然能独立操作。每天正儿八经上班，月工资十块钱多点，也算有业遮身，混个温饱，淡淡滋味。
　　如古人云，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文革轰轰烈烈来了，闹起了文攻武卫。老家顾高镇一堂侄，在当地文攻武卫受刑难忍，胡说有一台发报机卖给了我。飞来横祸，却乐坏了文攻武卫的勇士们。那时我与老伴居岳母家，她家烈属，受我牵连遭遇抄家，天花板地板全都撬开，上天入地洗劫一空。一时何家祠堂、镇革会遍地是抄来的家俱、衣物、古董，不久又不翼而飞，踪迹全无。发报机案难结，于是把我捉进文攻武卫私设的监狱追查。监狱设在何家祠堂西南角那三间屋，东边关人，中间办公，西边用刑。关进去一看，青砖干砌的长通铺，端坐二十来位面黄肌瘦的难友。南旮旯跪着的那难友，脖子挂一只细铁丝系着的石锁，身子挺得很直，满脸怒气。此人名王龙生，布厂职工，言语中得罪了江青，犯下大罪。一进去我心如火焚。岳母八十高龄，受我牵连，是否会受更重的打击？孙子一直嚷嚷“老爹是好人”，是否会连累小孩？至于自己，反正任其摆布。令我写检查，思之再三，命题“家庭是怎样与我划清界限的？”写了二十张稿纸交上去。那头头大发雷霆：“放屁，文不对题！”罚我跪在主席像前请罪。难友们每日三次请罪。晨起，天井排队低头静默认罪。姿态不合要求者，大力士揿头至九十度！傍晚受训。全体列队，头头坐着，一手持小酒瓶，一手抓兔儿头，边吃边喝边训话。晚必行刑。受刑者嘴里塞上毛巾，扒地按头，抡毛竹扁担打屁股。其余者旁观接受教育。刑毕，地上鼻涕、眼泪、小便一摊。幸好，认识我的人都同情我的遭遇，护我最力者是电器厂戴国元、真武殿小王，因此关押三十多天，方能免了皮肉之苦。其实文攻武卫那多数人不恶，打人的老是那三四个。
　　发报机一案无果，他们另辟蹊径，举办“五老”学习班搜集我的罪行。鸡蛋里哪会找到骨头？“五老”很为难，又不能冷场，于是扯开了。黄中老校工何富寿老爹说：“顾汉是黄中学生，篮球打得好，我见过。”理发师唐四老爹说：“顾汉喜欢唱京戏，很认真。为修建小关桥义演，他演武家坡的薛平贵，因嫌配角差劲，半场下来，不演了。人家还是泰兴来的名票呢！”讲的都是真话，却不对茬儿，让他们下不了场，于是领着“五老”狂喊一阵口号，嗓门又粗又响，活脱脱一台闹剧。
　　办班日久变得无聊，我已身无分文交伙食，刷子组无人削刷板停工多日。于是居委会出面把我保释出来，依然干我的老行当。孙子的幼儿园就在附近，上下班带着孙子同行，天伦之乐没甜上几天，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我被送到元竹公社沐潼大队潼北生产队，接受监督改造。一见老农们，我和盘托出说了身世。他们竟说：“哦，原来是顾高镇三房的老二呀！你没来过，也不晓得，我们这个队，还有东边和平生产队的田，原来都是你家的呀！自己人嘛！什么分子不分子？你放心，绝无两样看法！”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话。下乡没多日春节就到了，大年初一早晨起来仍然喝粥。这事被年轻的林某看见，说我给社会主义抹黑。老农们说：“是我们疏忽，没送点馒头给他，你为啥不送？”我落户的这个队，一个壮劳力一天的工分值仅一角多钱。真没想到，这么贫穷的地方，有这么可贵的农民，他们没有多少文化，却有这样宽厚的胸怀！
　　农民对我宽厚，我做活从不卖奸。七年中上大型河工挑十三条河阵阵不离，挑粪、挖墒之类的重活一着不让，种麦洒种、小秧落谷、收割打场等高难度农活样样能行。队里划给我一块菜地，我种的青菜碧绿肥嫩，栽的茄子结实硕大，豆荚子也是饱鼓鼓的。我吃不了，分送给农民。农民奇怪，这是怎么回事？议论的结果，说我老顾命大福大！
　　农民不把我当外人，可也知道戴帽子不是好事，一有机会就打报告为我摘帽，总是没批。直到“四人帮”垮台，县政协派人与我同去山东荷泽。恰巧遇上组织部杨旭副部长，他是我当年花纱布公司的同事，是我遭遇迫害的目击者，一见面我俩相拥着流泪，于是得以顺利平反。宣布那天，总共来了几个人，泠清清的。农民说，有啥？你不是戴着帽子来的？我们从没把你当外人待！更没把你当坏人看！
　　戴帽子二十三年，摘帽子这年我早已过了知天命的年岁。安排我进了绣品厂，当年的刷子组是它的前身。蒙厂长信任，叫我当成品库保管员，数量质量由我一夫当关，每天工作十二小时，月工资三十块钱。干工作我还真像个匹夫有责的样子。那次，镇工办室的头头来付床单被罩，开票价竟低于成本。管你站在我面前的是谁，我眉宇一抬说：“本厂从没卖过这价，不行！”厂长晓得我硬汉脾气，反倒口气软下来打我的招呼。老伴责怪我“就不懂点人情世故？”我说：“这没办法，天生这副骨子！”我心里明白着呢，生的这个命，交的这个运，唯一可以自依为靠的这副骨子，支撑着我与命运抗争，但求无愧我心！
　　想想自己的人生，问自己：有谁懂我？儿子懂我！因为他骨子里像我。他本是教师，受我牵连当工人去干冲床依然写作，我能从他写的小说里看出他的人格和风骨。我能看出我这个坎坷的父亲是他心里的至爱。那次他夫妇俩要去南京与子女一起过年，我去他家送他们，我问“就走啦？”他说“马上走！”小汽车开动的一刻，父子俩隔窗都浅浅一笑，别了。年刚过，我就在《扬子晚报》上看见他的文章，说“没能陪父母过年心里纠结……”我把这报纸收藏在我的八宝袋里，走到哪里随身带着，暖心！
　　想想自己的人生，问自己：生命里除了苦，还有乐？除了天伦之乐，心里苦中的乐就剩下想唱点京剧！
　　正这样说着，上天睁开了眼睛——天敞亮了。长长的缓缓的一串脚步声来到了我的灵柩前。是京剧联谊社的兄弟姐妹们，满脸的悲哀，一个挨着一个，来向我鞠躬献花。曾荫先生一来就忙着挂挽联，原是这挽联是请他书的。寄南他表弟轻声读起来：顾影三叹，自不怜天怜，也算天意怜芳草；回眸一笑，山未转水转，从来风雨铸铁汉。他语速很慢，寄南一个字一个字紧盯着看，微微的频频点头，眼眶里闪着泪光。这场景真让我动容：我向上天说了一夜的人生，全在这挽联里了。
　　这拨兄弟姐妹们，与我都是二三十年的票友了，围着我的灵柩不舍离去，你一句我一句说话给我听：“同样的段子，到了你嘴里，唱腔韵味就大不一样呢？”“你拉文场我们唱起来起神！”“老爹，你这肚子里有戏！”“尤其你的哭腔运用，表现苍凉、悲哀、凄惨、沉郁的感情，简直淋漓尽致！”……其实，世人鲜为人知，年轻时因为痴爱，当年在上海曾师从京剧大师杨宝森先生，一个月交五十大洋呢！晚年时候想唱点京剧，是为能排遣心里的苦水，唱腔所以凄美，是将一生的磨难溶化在哭腔里，好让往事成烟，飘散人间！
　　寄南为我选定的时辰，隔日我的躯体成了青烟，落下一堆骨灰。落葬之后，寄南他表弟是最后一个在墓前向我跪拜的人，他默默地对我说：汉子长辈，但愿国人会记住曾经的政治运动酿成的那些国难，会记住这句古训——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对此，我没有作答。
　　我将长眠于此——黄桥公墓第二区三排七号。每年清明节墓前的鲜花将是我的企盼！
　　短臂女人
　　我小时候几乎每天去翻身村玩耍，难得一天不看见短臂女人，每次都会特意地将目光投向那只左臂，比右臂短了足有一拳呢。那次向母亲问起短臂女人，才知道她的老家在北边姜堰县的蒋垛乡下，那只短臂是小时候胳肢窝害疮害成这样，早年逃荒而来，在花子村安了身。至今清晰记得，母亲语气凝重地关照我：“别在心里瞧不起人家！”
　　花子村解放后改名为翻身村。这里位于古镇的西南方，原来是老龙河拐弯处的一片荒地，逃难逃荒的人到了黄桥都是来这里落脚，搭了一个一个的筒子棚安家。这里的人并非天生就是叫花子，选择在这里落脚是看中黄桥市井繁华，可赖以生存，但不是乞讨。这些人落脚后有做帮工的、去箩脚行的、当奶妈的、洗月子的，脑子活络或识点字的有学手艺的、做小生意的，当被人问起家住哪儿时，他们会毫不掩饰地说“住花子村”。渐渐地镇上的人也习惯地叫这里“花子村”了。花子村并非一盘散沙，一个叫“辣婆儿”的女人是这里的头儿，说大了有人称她丐帮主。之所以叫她辣婆儿，表象上是因她头上害过黄癣，是个癞子头，骨子里是因她处事心狠手辣。花子村有个什么纷争抢夺的，谁与谁有什么口角矛盾的，事小只要她装腔作势摆个脸色，事大也只要她风风火火地一声吼，就能了事。反正只要是花子村地盘上的事，有理没理的事，辣婆儿都管。花子村凡尝过她辣滋味的人都对她敬而远之，有人直截了当就说“惹不起，躲得起”。
　　短臂女人命苦，还来不及躲闪，就惹上辣婆儿了。初来乍到那时，她去镇上找活计做，人家一看那只短臂，便会婉言拒之。其实那只短臂只是难看，不碍做事的，她可以申辩，也可以一试身手给人看，却自卑腼腆得脸红，吞吞吐吐说不出话来，加上长相不怎么养眼，常常连饭也讨不到几口。辣婆儿看在眼里，本来不往心里去，随意间与短臂女人搭了几句闲话，竟扯上是她的老乡，还是晚辈。于是，短臂女人被辣婆儿留在身边当做佣人使唤。让人惊喜的，是她做起事来出手不凡:洗衣浣被利索且又干净，烧粥煮菜厚薄淡咸恰到好处，穿针引线纳鞋缝衣是把好手……辣婆儿暗算着多派她的用场，支配她去为花子村的人家洗月子。虽说短臂女人是个黄花少女，还不懂生孩子的事，可天生有双做女人活计的巧手，头一回为那婴儿洗澡，恰巧被辣婆儿悄悄瞧见：短臂的那只手将婴儿轻巧一揽，五指夹住两条大腿，屁股托于掌心，身子贴在小臂之上，头搁在了臂弯处，婴儿便妥妥贴贴掌控在手臂之间。遂慢慢地落进浴盆，在温水之中悠然地荡来漾去。此时一刻的短臂女人，荡漾出未曾有过的一脸笑容，流淌出柔柔绵绵的摇篮曲来。此时一刻的辣婆儿，窃喜，顿然生出一个念头，一桩关乎短臂女人命运的终身大事，在她心里悄然落定。
　　辣婆儿有个宝贝儿子，曾被抓了壮丁，吃不下行军打仗的苦头便溜之大吉，流浪于无锡一带行乞。说来神奇，这天，辣婆儿晨起想念儿子，窃喜那一刻决定让短臂女人做儿媳，傍晚时候儿子竟然就到家了。辣婆儿把俩人叫到面前，说了一堆暖人心窝的话，最让短臂女人动心的是那句“往后你是我的乖乖女，我是你的亲妈妈。”说罢，吹灭了灯，带上筒子棚的门，不知去哪投宿去了。短臂女人感觉到了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半推半就着以身相许了。
　　一夜波澜过去，日子立马恢复如常。短臂女人在辣婆儿面前，再没有见过一丝笑容，听到半点柔声，取而代之的是凶狠的吆喝，苛刻的指使，发疯的责骂，直至拳打脚踢。短臂女人洗月子名声在外了，从花子村洗进了一家家高墙深院，少则两三家，多则四五家，全是辣婆儿揽活收钱，还嫌她活计不苦、时间宽余。于是备一副草篮一把小锹，令她到南坝桥外笔架山一带去铲青草。满满一担挑到河下洗净，送到关帝庙门前广场，卖给马戏团喂马。头一回辣婆儿领着去的，称了重，讨了价，收了钱。从此，规定她每晚得交两担草钱，有身孕也不得例外。那天，她挑一担水淋淋的青草，从桥下码头登十八级石阶到岸，再登十八级石阶才到桥顶，仅剩四级石阶那刻，腹部一阵剧痛，人担倒翻于地，流出一汪血泊。辣婆儿闻讯赶来，风风火火反反复复臭骂一句“这下好啦，好吃懒做的贱货……”辣婆儿泼妇般的骂人是心里焦急，她只认一个死理——要挣钱也要孙子。
　　心狠手辣的婆婆认了死理，这媳妇的日子就一定难熬了。那几年，短臂女人一次接着一次的怀孩子：南坝桥石阶上流下的一汪血泊，那是第一胎孩子。几个月后又重蹈覆辙，同是那级石阶，同是那样的惨状，又同样被那样地臭骂，那是第二胎孩子。终于熬过了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也许是劳苦时伤了胎儿，生下来的那第三胎孩子没活几日夭折了。不过那奶水没被浪费，辣婆儿送她去北街王地主家做了奶妈。又终于熬到了生下第四胎孩子，是个男孩，取名“花子”。她本可以心安理得好好地坐月子的，却被送去横巷乡下王地主家去做奶妈。动身那刻她哭成了个泪人。辣婆儿这回没露凶相，拉家常地说：“我生儿子连筒子棚都没得住，是在有钱人家那小楼的屋檐下，所以你丈夫的名字才叫彭如楼的，奶给人家孩子喝，换口饭粥母子活命。”听这么一说，她擦干眼泪去了。不过，去乡下做奶妈不到两个月就回来了，还是夜里小推车悄悄送回来的，辣婆儿次日赶大早去街上打听洗月子的活计，满街的人都在谈论同一个话题——解放了。
　　短臂女人的解放是因为辣婆儿的离开。花子村改名翻身村后，没辣婆儿什么事了，她识时务可谓俊杰，云游他乡去了。于是，短臂女人拿起了主张，头桩事就是去无锡把丈夫找回来过日子，又赶紧为他找了份公园看大门的事做。她说：“这人多年流荡惯了，让他收收心。”日子刚开始过就来了好事——土改分给她家一间瓦屋一分田地。她高兴得几夜难眠，有了主张：西寺桥外老瓦匠请她去为儿媳妇洗月子，她就请老瓦匠帮她在那一分田地里砖砌了两只大粪坑，说好了的工换工互不给钱。从此，每天天刚敞亮，她操屎勺子挑起屎篓子往肩上一担就出脚，沿小路顺河坎拾屎去。天天拾回两篓子的干屎下坑，早一担晚一担挑水掺和浸泡，早一篮晚一篮铲草投下发酵，十天半月就出一坑的粪，全是拿现钱来买。加上她的老行当，每天洗几户人家的月子，十天半月就有钱收入囊中。
　　日子刚苦出点甜味来，短臂女人就遭遇了一次惊吓。那天居委会妇女主任找上门来，说镇上刚成立清管所，粪便实行统一管理，私家的粪坑一律填掉。霎时间，她如遭雷劈，语无伦次说得声泪俱下：“粪坑填了，不拾屎了，吃什么？菩萨！”妇女主任见状揪心了，去向民政科长说了事情缘由，大大咧咧地责问：“叫花子刚翻了点身，就夺人家的饭碗，怎行？”民政科长侧头一笑，提笔写了张条子：同意安排尤桂英到清管所扫地。妇女主任立马按住他的笔，说：“加一句，此人短臂子，照顾不拉板车。”这让短臂女人开心死了，跑去公园说给丈夫听“把两只粪坑填掉，政府安排我进清管所。这事合算，安逸到心里呢。”
　　常人眼里，扫垃圾这份活计风吹雨打日晒，既苦又脏还累。其实这点活计在短臂女人眼里，简直小事一桩，微不足道。她除了一朝一暮扫垃圾，照样的去洗月子，忙里偷闲将自家一分田地里种得瓜菜满园，清管所谁家里办什么大事还不请自到。那个年代的清管所，一拨人是政治上戴黑帽子的，一拨人是身体上有残缺的，要么是人们不敢亲近，要么是被人们瞧不起。那个戴黑帽子的孤独老人走了，无人问津。当年是因为有人指控他在青工队里做过事，其实他只是个伙夫，只做烧饭的事。戴上黑帽子妻子就离他而去了。孤独老人死后隔日被发现的，阴暗的屋里已是苍蝇嗡嗡。短臂女人高高举起那只短臂一呼一喊，一堆子的人一应一和相拥着都去了，算她的胆子大，为孤独老人擦擦身子，理理面容，穿了寿衣。这一堆子的人默默地送了孤独老人最后一程。从此以后那么多年，清管所走了一个一个的老人，不论是男是女，都是短臂女人擦的身子，理的容颜、穿的寿衣。
　　短臂女人的年岁往高处去了，为婴儿洗月子的活计渐渐地放下了，受请托为死者穿寿衣的活计渐渐地多了起来。她很乐意，因为人的一生，来时什么样子，走时什么样子，让她看了个清清楚楚，透透彻彻。她没有什么害怕的，也没有什么可被人瞧不起的。即使有人曾经瞧不起她，而她送人走时从来没有瞧不起谁，在她心里人永远是平等的！她始终保持着这样平和的心态，直到离开这个世界。
　　我记下了短臂女人的故事。可短臂女人全然不会想到，一个孩提时候常与她谋面，又从来不曾与她说过话的我，在心里记住了她。因为，我记住了母亲早年的那句关照。

来源：《黄钟》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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