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钟》第八期：龄躬身践行——李克因先生印象（作者：何锡龄）

网站管理06

　　三十八年时间过去了，作为当年矿井下的一名普通工人业余作者，我与《雨花》前身原《江苏文艺》小说散文组组长李克因先生，有缘相聚的四天朝夕相处的日子，至今回想起来，仍记忆犹新。
　　这一留有温馨记忆的日子，时在粉碎“四人帮”后的1977年五月上旬。其时，在“大干快上，将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的口号鼓舞下，徐州矿务局隶属的韩桥煤矿，作为全国建三十个大庆式煤炭企业内中的一个，生产蒸蒸日上的繁荣景象引起了省内外新闻媒体的关注。作为省内主要文艺刊物的编辑李克因先生偕胡助理（请原谅忘记名字了），就在此时，两人从南京赶来这里采访，想迅速组织一批由矿工书写矿工自己的稿件，因我过去曾在这个杂志发表过作品，从而也就有幸被他点名，经矿务局安排，从自己所在矿井来到这个由五人组成的写作小组中来。
　　我与他虽说在上年省召开的创作学习班上已经认识，但其时因我的责编不是他，故而也仅是认识，而真正面对面的接触还是在这一次。
　　见面后略加寒喧，他就鼓励我一定要带好头，完成这次写作任务。在第二天上午召开的全体写作小组人员会议上，他又就此行的目的及如何用报告文学这一形式来写作，进行了一次业务辅导。全面、生动而又精辟的发言，不光让我们眼界一新，而且深深地感受到，作为报告文学，我们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不虚构，不夸大，不拔高，不胡吹乱捧。整个文章要以人为中心，通过其高昂的斗志，感人的细节，从而达到真正反映主人翁精神面貌的这一目的。
　　任务分解后，我接手的是一个加班延点闹高产的模范青工事迹，虽说这个先进人物矿上已整理好材料，但他看了后，感到不满足，说这些仅可供参考，要想真正写好，还必须要找他本人谈，到他工作的第一线去采访，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让人物立起来。遵从他的教导，第二天白天，我就先到这个青工的工作单位，因那人正好上白班，于是便在这里先开了个有领导和工友参加的小型座谈会，晚饭后又赶到他家，两人面对面地谈了二个多小时。由此一来，所掌握的情况自是比原材料更为丰富，第二天上午也就将稿件写好了。交给他后，他未置可否，既没说好也没讲不行。现在想来，这篇仅有千余字的东西，应只能算一篇特写，但当时自已肚子里只有这点墨水，要想写好也不可能，后来能被采用，这只能算是一种额外的照顾吧！
　　当天吃完中午饭后，让人没有想到的是，克因先生突然提出，说自己是第一次来煤矿，想到井下实地看一看，作为编辑总该对文稿所写的生活有所熟悉和了解吧！要下井，对于我们这些身在第一线的矿工来说，那可是小菜一碟，家常便饭。而他，50大几的人了，高瘦的身材，因同居一室，知他又患有长期失眠症，所带的药用完后，我还曾通过私人关系从医院为他找来高级安眠药。这么大龄的人下井，煤矿在过去是既没有先例，而作为省里来的客人，设若一旦发生意外，这责任谁也无法承担。多次劝说他仍执意坚持的情况下，矿领导作了让步，让该矿的耿家强同志和我两人，领他到距地面仅百米深的一座副井下看一下。当我们便换上工作服，戴上矿工帽，从罐笼下到井下。一行人走进那深长幽深的巷道，在黑黝黝的一片中靠矿灯的指引前行时，他竟像一个天真的小孩子般，感到新鲜和好奇，不停地问东问西，而当我们介绍这三根木头搭起的支架下的地方，大多要低头弯腰才能通过，到薄煤层处仅只有桌子高，人要俯伏在里面才能工作。听到这里时，他感叹连连，说毛主席称你们矿工为“特别能战斗的人”，看起来真可是千真万确。按他的意愿，本还想再到前面的采煤工作面实地看一看，但我们见时间已太久，经劝说后，这才从原路返回，从而结朿了这次实地考察。
　　这次活动的时间虽短，但由于深入到井下第一线，从而使他对煤矿战天斗地的火热生活总算留下了初步印象。后来在观看矿容时，每当看到井架上飞转的天轮，铁道线旁一个废弃的碉堡，日式建筑的旧办公楼……他都要激情地说上几句，讲煤矿从历史到现实，真正是丰富多彩，一个作者，只要真正沉下身子，可写的东西实才是太多太多了。生怕我们不懂，他又对随行的胡助理讲：“从浦口上火车时，不知你有没有注意，候车室那幅毛主席画像下，一对青年男女依偎在一起唱‘抬头望着北斗星’这首歌的情景，真让人感动，如果由此生发开去，必定可以写一篇好的小说或散文。”这一番触景生情的话，明是对胡助理讲的，实际上是在教育我们这些业余作者，人在生活中不等于占有生活，要从细节入手，去分析观察和了解一切人和事。
　　撰写的文章陆续上交后，他在阅读一篇文章的初稿后，又与我们谈起了读书问题，说他七十年代从南京下放到六合农村时，带的几本好书曾用报纸包好吊在屋梁上，回城时取下一看，竟被人掉了包。虽说他没讲是什么好书，开头还恨恨地说是这家儿子捣的鬼，后来又笑着说，“窃书不谓贼也。爱读书也是好事。”说到这里时，他又提起在“文革”中审阅一部以写知青生活的长篇小说时，曾对那位作者提出走“群众”路线的话。此时，他又对我和耿家强，同样以名字为例，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讲，你写文章要龄（灵）;你啊，要“强”。初听之下，虽说感到好笑，但细细一想，这是先生以 “灵”和“强”这两个字，对我们的文章进行婉言批评，提醒和教育我们要多读书，读好书。这在当年“读书无用论”极“左”思潮尚有一定市场时，先生的这一番良苦用心，现在想来真令人感动。
　　为帮助那位作者将文章写好，第二天他又特地赶到那里实地进行调查走访，召开座谈会。回来后，除对原稿提出以“灯火”为题作为全篇的文眼外，又对文章的布局、结构一一提出了自已的设想。稿件上交后，他连夜挑灯夜战，对全文进行了修改。事后望着他那用钢笔塗改和重写，页面上密密麻麻的字迹，真让人感动不已。要知道，这可是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熬了大半夜的结果。而这一夜，我可是眼睜睁瞅着他连服了两次安眠药才得以入睡的。
　　组稿结束，我们握手告别。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八年后的1987年，调回家乡工作的我，从朋友来信中得知，此时他又一次深入到徐州煤矿采访。矿务局为表彰他对煤矿工作的热爱和支持，授予了他“荣誉矿工”的光荣称号。访问期间，他深入基层，走进井下，同时还为全局文学爱好者举办了一次“谈谈散文写作”的文学讲座。在与我的朋友私下交谈时，得知我已调回家乡，兴趣并已转移，还深为婉惜。
　　短短的四天相处，在我人生的历程中，既是第一次近距离与编辑老师相处，也是唯一的一次。从先生身上，我不光看到了一位严格认真的老师，更是遇到了一位和蔼可亲的长兄。更为让我缅怀的，作为一个职业编辑，这种对业余作者倾注的深情厚爱，进一步让人触摸到他那颗为了文学事业，呕心沥血，甘当人梯的孺子牛精神。

来源：《黄钟》第八期

13062997515

来自安卓APP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