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文江和梁启超（作者：吕锡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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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文江(1888——1936)和梁启超(1873——1929)是中国近代地学与史学界的两颗巨星。丁文江比梁启超小15岁，他们是一对忘年之交。这两个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又怎样因学术的原因成为相互钦佩和终身知音的?本文就此问题，进行一些探讨，不当处欢迎同志们批评指正。

    一、由相识而成为忘年之交    

    公元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2月上旬梁启超的访欧计划获得成功。组团出访名单，先有张君励、徐新六、蒋百里、刘崇杰、杨维新等五位老友随同考察。但梁启超认为团内人才不足，很想再有一位科学家当顾问同行。这样才能对于现代的欧洲有较深的认识。于是作为财政经济顾问的徐新六便推荐了时任矿政局地质调查所所长丁文江。这样丁文江便开始认了梁启超。

    旅欧团出发时，由于日本横滨丸船票不足，丁文江、徐新六没有同船随行，而是相约在英国伦敦会面。2月11日丁、徐两人在伦敦迎接了梁启超一行。在伦敦参观数天，于18日抵法国巴黎，到法国考察。从此丁文江与梁启超便早夕相处。由于当时梁启超尚不通英语，在英、法演讲均有丁文江任翻译。丁文江在英留学七年，精熟英语，翻译正确。使梁启超对这位年轻学者为之倾倒。故在旅游之余，丁文江教梁启超学习英语。据梁给家中的信称：“每日所有空隙，尽举以习英文，虽甚枯草，然本师(指丁)奖吾进步甚速，故兴益不衰”(137页)。时梁启超已46岁，丁文江31岁。

    随着双方了解的加深，他们进行了多次的深谈。丁文江素性坦诚，有问必答，且无所隐讳。在交谈中，丁坦率地指出梁不适合搞政治活动，成不了好的政治家，原因是个性仁厚，太重感情，待人接物，乃为感情所左右。他劝梁放弃政治活动，而专力于学术研究。并且认为据梁的分析问题能力强，阅历丰富等情况，如果能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历史，定会有不朽的著作问世。梁听了之后，也深以为然。作为梁启超这样一位誉满中华的人物，当时他还处于政治活动的鼎盛时期，居然能够听到从一个相识未久的年轻晚辈的劝言，翻然改图，放弃政治，从事学问，并从此奉守不逾，确实是不容易的。可是梁启超却做到了。1927年由于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国内形势大为好转，有不少人士又开始劝梁启超出山，组织政治团体。对此，丁文江表示坚决反对，力劝梁氏别谈政治，还是专力于学术研究工作。这样再次坚定了梁启超学术的信心。可见丁文江对造就这位史学大师所起的作用是多么的重要。

    同样，丁文江与梁启超的交往中，在自己的学术思想上和知识结构上也得益匪浅。其中尤其对徐霞客及其游记的研究。以及一些历史问题的探索，梁启超都帮助提供大量的资料，使丁文江写出了一批有质量的社会科学的论文。总之，他们从旅欧考察中由认识而成为知交，又在学术上相互探讨，相互帮助，回国后又进一步在学术上相互交换意见，这对造就二位学术大师有很大的作用。    ‘

    二、知识上的互补，使学术上增光添彩

    丁文江和梁启超是两个不同年龄、不同教育、不同专业、不同知识结构的朋友。

    丁文江从15岁留学日本、19岁赴英，获动物、地质双学位，归国后从事地质工作。他从小天资聪明，在私塾读书就打下很好的传统文化基础，六岁已读《纲鉴易知录》、前四史、《资治通鉴》、宋明诸儒语录、学案，十岁即写《汉高祖、明太祖优劣论》，教师未能改一字。十四岁作《汉武帝通西南夷》大为太兴知县龙璋所赏识，许为“国器”。十五岁已选为少年留学生，留学日本。十七岁离日赴英，在格拉斯哥大学读书，二十四岁以优异成绩获动物学和地质学位毕业回国。成为从事自然科学的地质工作者。

    梁启超十五岁前读《四书》、《五经》《前四史》，段、王训诂，入学堂读书后，更受严格“旧学”训练，十七岁赴京应试不第，改从康有为问学，走一条以经世为目的研究中国传统学术与历代典章制度的优劣，同时涉猎“西学”的治学道路。1896年在上海创办《事务报》宣传变法主张，1898年慈禧发动宫廷政变，变法失败，康梁从此流亡海外。不久归国后，参与政治活动，同时撰写了《中国史叙论》、《新史学》等论著，是一位社会学者。以上可见两人的经历和从事的工作是完全不同的。

    丁文江留学归国后，主要从事地质工作，但对历史仍然十分感兴趣，他对当时社会有感而发的历史著作有：《历史人物与地理之关系》，这是早在1919年就考虑要学的文章，至1921年移居天津之后，才得到梁启超的图书资料。他从二十四史所载列传人物的籍贯统计中，看人才分布的状况，以及文化中心的转移的原因。以此总结人才与地理的关系。此时梁启超不仅为丁氏提供材料，而且还进行切磋，据丁氏自己说：“讨论切磋，得益于任公(梁)及胡君适至者甚多”(174页)。又如为驳斥张君励所提出的科学与人生观的五个异点说。丁文江写了《玄学与科学》，对张进行了驳斥，表面上看是丁和张的论战。但实际论战的主角却是梁启超和胡适，至于丁只不过是个“打先锋罢了。”在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的原因，丁写了《莱茵河畔的悲剧》。指出“国际恶感的成因不外乎疑惧、垂涎同报复，三种中只要有了一种，就会得引起战争。法国的对于德国，这三种恶因都是全的。”(181页)。还有对《禹贡》的认识，据胡适1922年2月5日《日记》，他与丁谈及这些问题：“我们谈古史事，甚有趣……在君前年尚信《禹贡》是真的。他说‘把《禹贡》推翻了，我们地质学者就要同你拼命了。”今夜他竟说，商是可靠的，商以前的历史不能不丢弃的了，《禹贡》也是不能不丢弃的了，我听了非常高兴”(176页)。他在给顾颉刚的复函中，更指出：“禹治水之说绝不可信。江(长江)河(黄河)都是天然河道，没有丝毫人工疏导的痕迹，并说《禹贡》确系晚出的书，因其中讲梁州贡铁，而铁是周末才发现的”(192页)。可见丁文江对大禹治水的历史问题，从开始不认识，到步步深入，这不能不说是与梁启超的不断交流中受到的启发。

    至于梁启超，在史学上得到丁文江的帮助和影响。主要是丁文江具有外语的优势，向梁推荐西方史学书籍，帮助修改西方译著。梁启超曾在出版他翻译的《世界史纲》时，致函高梦旦、陈叔通称：“复经丁在君校译一过，而弟为之润文，自当较寻常译本为完善”(159页)。梁启超在治史方法上通过旅欧考察之后，他的知识结构又经历了一次更新，积极主张“历史研究中运用各种近代自然科学方法甚至把地理学称作‘诸学科的基础”’(2)。他写了《中国地理大势论》、《欧洲地理大势论》，指出地理环境及其变迁对人类历史发展的影响，这明显是受丁文江影响的结果。另外，梁启超对自然科学家宋应星和徐霞客的研究，也明显是受丁文江的影响，否则梁启超决不会把这两个人作为研究的对象，更不会把他们作为开一代新风的学者。丁文江对宋应星和徐霞客的认识，是从他在工作实践中，从滇东北的地质调查中发现了他们的伟大，从而便开始研究徐霞客和宋应星。梁启超重视徐霞客是在为丁文江找资料时开始的；重视宋应星则是在丁文江为宋应星作传时才开始的。丁文江在云南考察时，读《云南通志矿政篇》时，发现《天工开物》记载冶金法颇详。于是开始搜求原书不得，直至1922年在天津遇到罗振玉，言及此事，不想罗氏手头正有此书翻印本(日本管生堂1771年翻刻)。在此之前，社会上未见流传，故梁启超肯定也未见到此书，故他对徐霞客和宋应星的研究不可能早于丁文江，而后来梁启超在他1923年所写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

竟把徐、宋两人称之谓开实学新风的先驱，显然是受了丁文江的启发的结果。

    三、是徐霞客研究的知音

    丁文江于1911年从英国学成归国，5月10日抵达越南北部港口，然后由滇越铁路二日到达昆明。见到了时任云南高等学堂监督叶浩吾前辈，告之曰：“君习地学，且好游，宜读《徐霞客游记》。徐又君乡人，表彰亦君辈之责。”(70页）。自此，丁文江便开始关注《徐霞客游记》。但一时在昆明未能购得，次年在上海旧书摊始购得此书，由于工作繁忙，未暇卒读。至1914年4月在滇东北一带从事地质考察。休息时躺在床上，“取游记读之，并证以所见闻，始惊叹先生精力至富，观察之精，记载之详且实”(106页)。从此便开始敬佩其人，爱读其书，大力推崇宣传《徐霞客游记》。可见丁文江是通过自己亲身验证始认识徐霞客及其游记的伟大，不是人云亦云。这样他自然也会把《徐霞客游记》向自己的好友们介绍。而且还一心为《徐霞客游记》的科学化做些工作，如编绘旅行路线图，点校游记，收集有关资料等等，梁启超对此十分赞成，曾积极帮助搜寻徐霞客资料。同时此后自己也开始研究徐霞客及其游记。梁启超研究徐霞客的成果，集中反映在他1923年的演讲稿《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他称“晚明有两位怪人，留下两部怪书，其一为徐霞客，是一位探险家，单身步行，把牛中国都游历遍了，他所著的书，名曰《徐霞客游记》，内中一半虽属描写风景，一半却是研究山川脉络……中国实际调查的地理书，当以此书为第一部。其二是宋长庚(应星)《天工开物》作者，是一位工业科学家。”并说：“这两部书不独一洗明人不读书的空谈，而且比清人专读书的实谈，还胜几筹，真算得反动初期最有价值的作品……然学者厌蹈空喜踏实的精神，确已渐渐表现了”(3)。同时，梁启超在为沈松泉点校的《徐霞客游记》作序时，抄录了清初潘耒(字次耕)所写的《徐霞客游记旧序》给沈松泉，称此序在所有的《徐霞客游记》序文中写得最好。梁在信中说：“吾友丁君文江，研究霞客最深，吾以此序抄示之，彼(指丁)喜欢赞叹，谓佳构”(193页)。从梁的信中一方面推崇丁文江的徐霞客研究；另一方面也说明丁文江与他有共识，都十分赞赏潘序。这里顺便介绍一下潘耒。他是清初吴江人，字次耕，是一位极有素养的历史家。其兄潘柽章，字力田，是明末清初儒学大师顾炎武的忘年交。和同郡青年吴炎曾发愿著明史，后遭湖州庄廷珑史案的牵连，死于文字狱。顾炎武十分痛惜，写了“一代文章亡左马，千秋仁义在吴潘。”认为二位是当时最有才华的史才。潘耒是潘力田之弟，他继承亡兄遗志，变名埋姓，拜顾炎武为师，继续作史，惜其著述，多被焚毁，而他的《徐霞客游记》旧序则幸存了下来，梁启超读了之后，极为赞赏，自叹自己写不出这样的文章。故推荐给丁文江。丁读到之后，认为这是一篇最能知徐霞客真意的序言。盛赞“潘次耕是280年来徐霞客的真知己。”故在1928年出版他重新编订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徐霞客游记》时，采用的第一篇序文，便是潘耒旧序。可见丁文江和梁启超在徐霞客及其游记的研究中，见解是多么的一致。这是朋友之间在学术研究上形成的共识，是多么的可贵。他们自认识之后，在学术上互相帮助，相互影响，相互融洽，达成共识：徐霞客是清初实学的先驱，是第一个走出书斋研究学问，开一代新学风的奇人与“怪人”。

    1929年，梁启超在北平逝世，在北平广惠寺举行梁启超的追悼大去上，丁文江送的祭幛上写了“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叔牙)”，把两人的友谊比作历史上的管仲与鲍叔牙那样相知。在次日上海召开的追悼会上，丁送的挽联，上联第一句是：“思想随时代而变”，下联第一句：“文章得风气之先。”这是对梁启超学术上的推崇。同时在梁的亲属和朋友的建议下，一致推荐丁文江负责《梁启超年谱》的编辑。这足以证明这两位地学与史学的大师是一对学术上的知交和知音。

   

参考文献：

1、凡注页码的均取自宋广波《丁文江年谱》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8年9月版．

2、①、②吴铎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史》下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12月版。

3、梁启超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市中国书店1985年3月版。

来源：黄桥历史文化研究第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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