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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陈同生,大家可能比较陌生,但说到电影<东进序曲>，大家一定都对影片中新四军挺进纵队政治部主任黄秉光只身入虎穴的场景留有深刻印象：这个黄主任的原型就是陈同生,且这部电影的剧本正是根据陈同生的回忆文章《郭村战斗时的谈判》改写而成。现如今在复旦大学内，枫林校区的东西主干道分别命名为‘同生东路’和‘同生西路’，即是为了缅怀原上海第一医学院院长、党委书记，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上海市政协副主席陈同生同志，为了将他的革命精神发扬光大”。 一、大好青年，投身革命 陈同生1906年生于湖南常德,原名陈农非、张翰君。1924年,因参加张澜领导的抗捐运动,险些被当地军阀杀害。流亡到成都后陈同生走上了革命道路，并于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3月31日,蒋介石勾结四川军阀制造"三三一"惨案,陈同生也在这次惨案中受伤。伤愈后转到川军中搞地下工作。“八一”南昌起义后陈同生在组织的安排下，来到广州，参加了广州起义，在“护党运动”发起人之一张发奎的警卫团中当连指导员，这是陈同生第一次体验军旅生活。 1928年秋末冬初，为了开辟新的根据地，党组织决定调的红军干部，经香港派往各地。陈同生同志被调离红军，去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他到香港后，未能和组织联系上，经过一年多的漂泊，终于在汉口找到了党，随后被派往四川。成都是陈同生曾经求学和工作过的地方，他通过各种关系，先后在《日邮新闻》、《成都快报》和《新蜀报》任记者、编辑和总编，并参加青年文艺爱好者的活动和自由同盟的党团活动，在这些公开职业的掩护下，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2年，在成都的革命活动受阻后，陈同生以出国留学为名来到上海，先后在“社联”、“文总”和“济总”等团体工作，后又到周恩来亲手创建的中共最早的情报和安全机构“特科”做警报工作，继续以记者职业为掩护，从事地下革命工作。 二、二进二出，斗志弥坚 1934年10月25日，由于叛徒出卖，陈同生被国民党特务秘密逮捕，关进上海公安局牢房，后又被关进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宁所和南京江东门中央军人监狱。审讯官给他列出一系列的“菜单”：“礼拜三，老虎凳垫砖头６块；礼拜四，灌辣椒水，多加点洋油、阿摩尼亚（一种刺激性的药水）……” 半年多的刑讯使陈同生遍体鳞伤、双腿残废，但他始终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对党的机密一言不吐。最后，敌人以所谓“危害民国罪”他八年徒刑。每次刑讯过后，回到牢房，只要缓过气来，他依旧高谈阔论。当时看守们总是要偷听难友们的对话，企图获得审讯中得不到的信息。夜深了，陈同生就故意在阴森的牢房里讲“鬼故事”，陈同生讲起话来本就滔滔不绝，把鬼故事讲得栩栩如生，令人毛骨悚然，吓得看守们不敢偷听。此时的难友们却抓住时机畅所欲言。田汉有首诗中所说“谈鬼输君霸气多”指的就是这故事（在南京时，陈同生认识了难友田汉。田汉赠给他的一首诗，题曰：《赠农菲》“午夜呻吟杂啸歌，南冠何幸近名河。养花恨我闲情少，谈鬼输君霸气多。”） 1937 年抗战爆发后，日寇飞机轰炸南京，炸弹刚好落在国民党南京江东门中央军人监狱附近，迫于我党坚持不懈的斗争和全国人民要求共同抗日的要求，蒋介石被迫释放政治犯。陈同生和其他几位狱友才走出了监狱。出狱后的陈同生已经被折磨得骨瘦如柴、浑身是伤。后来中共代表团的李克农带他们去见董必武、叶剑英，李克农对陈同生说：“农菲，你还有一个比别的同志更有利的条件，你的判决书上有‘被告坚不承认有加入共产党之事实’，要好好利用！”这样，出狱后的陈同生仍在国民党控制下的《金陵日报》任代理社长，宣传抗日；1938年，在武汉参加《全民抗战》编辑工作和“中国青年记者学会”的工作；在周恩来（当时周恩来担任国民党军委政治部副部长）、郭沫若的直接领导下，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任少校科员；随军撤到桂林后，任“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南方办事处主任，同时，为华侨报纸当战地记者。 1939年3月，陈同生赴湖南衡阳为“中国青年记者学会”印制会刊，再次遭遇特务秘密逮捕。押送途中，乘敌机轰炸之机得以脱逃，辗转至上海找到党组织，任《导报》主编。 1940年由于敌人追捕，难以从事地下工作，陈同生被调到新四军，任新四军挺进纵队政治部副主任。参加了新四军的东进和开辟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工作。黄桥战役时，陈同生只身入虎穴与“二李”谈判，面对国民党地方势力和顽固派,他大义凛然,舌战群顽,为新四军东进抗日奏响了一首辉煌的序曲。此后又担任黄桥军民联合会主任和通如靖泰临时行政委员会副主任，积极参与黄桥革命大根据地建设，参与指挥领导黄桥决战，并取得辉煌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自1955年起，陈同生担任上海第一医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十年里，他高瞻远瞩，实事求是，忠诚党的教育事业，相信、团结、依靠学校的知识分子、专家教授建设性地开展各项工作。随着教育界“左”的影响越来越大，陈同生顶着巨大的压力，尽力地保护着上医的教授们，同时也是他的朋友们。为上医的蓬勃发展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由于四人帮的造反派的威胁阻挠，遗愿“身死之后，把遗体献给上医供科研所用”未能实现。 三、小人猜忌，惨遭迫害 陈同生才思敏捷，出口成章。20世纪30年代他在上海搞地下工作，对江青、张春桥那时的表现十分了解：江青30年代在上海十里洋场上鬼混，做了不少丑事；张春桥也曾化名“狄克”攻击过鲁迅。虽然他一再告诫自己对江青、张春桥“敬而远之”，但还是“祸从口出”。 1959年，陈同生在疗养时遇上江青。江青问他：“你这位同志好面熟啊？”陈同生避之唯恐不及，连忙说：“我们从未见过面。”江青盯住他不放：“你1932年是否在上海工作？”陈同生矢口否认，却有多事者插嘴说：“你当时是在上海工作嘛！”陈同生急忙掩饰说：“在上海时间很短。” 1964年，陈同生的回忆录《不倒的红旗》一版再版，发行达十几万册。在一次市委会议上，有人和陈同生开玩笑称他是“多产作家”。陈同生自谦道：“我算什么作家！我们这里发表文章最早的是春桥，发表文章最多的也是春桥，他才是多产作家……”当时张春桥也在座，闻听此言脸色一阵红一阵白，很不好看。陈同生发现自己失言赶紧闭嘴，但已覆水难收了。事后，陈同生曾对人说：“我无意中触到了小张的痛处，不过小张又何必如此心虚呢！几十年前写文章骂了鲁迅几句，现在谁还会去揪这根小辫子？” “文革”初期，陈同生就靠边站，被扣上“三反分子”、“特务”、“叛徒”、“走资派”等帽子而隔离审查。在牢房中，他曾给造反派和家人写过几封信。他在给家人的封信中说：“这样折磨下去，对于一个年老病残的人，是不可能活得久的。……我是不怕死的，令人惋惜的是未死在战场、刑场上，而是被几个别有用心的人打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用拳打脚踢，几十个小时的疲劳轰炸来逼我承认是‘大叛徒’……我为党为人民没有什么功绩，至少40年是在党的身边。到了60多岁，落得如此下场，是我自己和了解我的战友未预料到的。我要预先声明：我从来是革命的乐观主义者，我绝不会自杀。如将我折磨而死，说我自杀，那是没有人相信的。一手不能遮天，我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人民群众终将认为我不是‘大叛徒’，而是普通的战士，认为我无罪。” “二十八年共安危，不计艰辛计是非。中流难测江潮速，纵览扬帆迎朝辉。”这是“文革’中，陈同生在最后的日子里给妻子张逸城写的诗。对于陈同生，个人艰辛他已经不计较了，放不下的是家人和脚下的神州大地。 在生命的最后几天，在隔离室极端困苦的条件下，还在为国担忧，为党呼救，留下了一段弥足珍贵的遗言：“毛主席：你知道许多跟你苦战几十年的干部被污蔑为‘走资派’、‘叛徒’，过着比罪大恶极的战犯还难受千万倍的日子，比囚徒还苦，请你救救这些干部”。并以颤抖的笔触写下了一副字字千钧、千古不朽的革命对联：“个人生命固可毁，革命气节不能侮”。 1968年1月26日凌晨，在“四人帮”及其余党百般折磨、残酷打击下,传出了他“开煤气自杀”的消息，终年六十二岁。 试问，在一个四面透风、窗棂破碎的房间里，在一个打火开关失灵的煤气灶台边，陈同生趴在那里，拐杖依在身边……这怎么会是真正的自杀呢？ 四、有功无过，名垂青史 陈同生同志上政治上的强者，他久经考验，是职业革命家，会自杀吗？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1977年8月，为纪念建军50周年，叶飞写了一份非常简短而明确的证明，直接写给中央政治局，他以个人的名誉保证陈同生没有历史问题，使得电影《东进序曲》得以重新放映。后来叶飞对陈同生的女儿陈淮淮说： “你们一定要相信（你们的）爸爸没有问题。我让这个电影上映，就是为了给他平反，就是要让全国人民都知道陈同生没有问题。现在你们看电影，坐两个钟头，我们的仗就打胜了。你想过没有，那时去谈判有多危险，敌人的兵力比我们多几十倍、上百倍。虽然陶勇要过来增援，但还有几天的路程，而且一路上是打过来的。王必成还在江对面，长江也被敌人封锁了。你爸爸平时看上去像个书生，可是他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为了给部队调动争取时间，骑上马就走了。郭村是个小地方，前后左右都是敌人，有日本鬼子、有伪军，还有国民党顽固派的军队。地方杂牌军非常复杂，虽说是‘友军’，也靠不住。我们的人最少，真打起来，连我都没有把握一定能打胜。要是那一仗打败了，他肯定回不来，这一点我们送他走的时候都知道，他自己最清楚。”
1978年7月29日，中共上海市委为陈同生同志召开了平反大会，有1200多人来到会场，骨灰盒上盖着党旗。邓小平、叶剑英都送了花圈，赵丹、秦怡、王丹凤等文艺界人士也出现在平反大会现场……他革命的一生终于得到了正确的评价。
陈同生同志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了一生，他的优秀品德是我们民族的宝贵财富，永远值得我们敬仰和学习。 来源：黄桥历史文化研究第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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