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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何永乐”这个名学，扬泰地区50岁向上的人都会以羡慕的口吻说：“这个人我晓得，全国劳模。”也有人说：“西洋庄的炮楼高，何韩庄的粮囤子高。”意思在告诉人们，何韩庄的何永乐是农业战线上的模范，何韩庄是农业战线上的一面旗帜。 （一） 何永乐生于1916年正月十三日，祖居泰兴县横巷公社何韩大队，现属黄桥镇韩庄村，笔者撰写此文时正赶上城镇化，韩庄（何韩庄）也在拆迁之列，估计此文发表以后，要打听何永乐的家就有困难了。按照“何氏家族”“齐、承、永、世、昌……”的排行，何永乐在何氏家庭排第23世，是“永”字派，所以家属长者为其取名“永乐”，含有乐观、豁达之意。 常言道：自古雄才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和大多数能做出成就的人一样，保永乐自幼也生活在磨难之中，青少年时期正赶上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生活无着落还要“跑情况”，为此他十三岁就到地主家登工，做小伙计。为了既能生存、又能生活，年龄稍大后他选择了“推差（车）”。泰兴地区流行使用的“拱斗山东”，为富人能人出行、接客、接新娘、接送阴阳先生、私塾先生等等。说白了，其职业与现代的“出租车”司机异曲同工，不过当时的司机只能靠步行、靠人力“开车”。时有顺口溜，“两眼看方向，颈项伸伸长，双手捏车把，脚底蹬个塘，对准车槽走，辙槽人受伤。”就这样每天车费二升三升粮食不等，还能混两个饱肚子（中饭、晚饭）。 谁也料想不到，何永乐从推车中悟出了指导他一生的道理。 总结他的一生，他认为：双眼向前方就是顺着毛主席领导的共产党指引的方向，车槽子就是社会主义道路，方向对了，道路对了，你就出劲推，不要怕，既不会“辙槽”，也不会“倒车”伤人。 （二） 一晃数年过去了，何永乐到了成家立业之年了，娶村南三里横巷村黄姓姑娘为妻，取名何黄氏。一九四零年，何永乐的大儿子出生了。此时正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最盛时期，也是世界通货膨胀最高时期，物价飞涨，而老百姓最关心的是裹腹之物—粮食。为纪念这个年份，生性幽默的何永乐给儿子取名“粮贵”，本纪念当年粮食贵，后改成“良贵”至今，企盼儿子要有良好的身体和高贵的品质。 1949年9月，何永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十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该年他的第二个儿子出生，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何永乐认为今后社会就平安了，人民就平等了，就给二儿子取名“社平”，祈求社会主义平稳发展，人民平安生活。 入党后，何永乐在党的培养下方向更明，看事情更准，同时文化水平也有所提高，达到小学文化。在党组织的启发诱导下，1952年，35岁的他在扬泰地区率先办起了第一个互助组。所谓互助组，就是几家自愿，互相帮助。何永乐的互助组是常年的，有10多家农户，几十口人。何永乐思想觉悟高，乐于助人，又是种田能手，在群众中很有威信，他的互助组影响很大，为后来办初级社打下了基础。经过不断优化，于1952年10月试办了全地区第一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进而于1956年建立了“何韩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何永乐任社长。为当时的华东地区互助合作运动的开展起到了示范带着作用。这就是扬泰地区首位全国劳模何永乐创造的名扬全男的“何韩模式”。 何韩的经验在江苏乃至全国得到推广。他的经验之一是，改革了传统的耕作方式。改低产田为高产田（平整土地），改劣质品种为优良品种（到南京农学院买种子）。改纯作为间作（高矮作物套作）。这也叫“何韩”规格。为高沙土旱谷作物地区摸出了一条高产粮食生产的新路子。对增加复种指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提高土地的产出率起到实验示范作用。在其任职14年间，共投工15.7万个，完成土方47.16万方，修渠道4条3500米，平回整地831亩，填平废沟塘19条，灌排配套，建成高产稳产农田1250亩。产量从1957年的54.4万斤达到最高155.6万斤。被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各大新闻媒体广泛报道。 经验之二是制订比较完善的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经营管理制度“三包一奖赔”责任制。即包产、包工、包本、超产奖励、减产赔偿。 经验之三是，开展多种经营，壮大集体经济。先后办起了糟坊（酒厂）、糖坊、养猪场（每年出栏生猪1000多头）、猪鬃厂、针织厂、渔场、养蚕场（30多间）、麻萝卜种植及深度加工（咸菜）等十多个多种经营项目，集体经济大幅增长，集体积累达13万元，在全国都是少有的。村里还建起十二间楼房，办起了农业中学，有农技站、电灌站、加工厂等。 由于何韩高级社的业绩卓著，1957年3月何永乐光荣出席了“1956年全国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受到了以毛主席为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接见并合影（此照片现存江苏省博物馆），同时获金质奖章一枚。 （三） 1959年，横巷成立大公社，何永乐由于工作出色，被吸纳为横巷公社副社长（相当现在的副乡、镇长），同时兼何韩大队党支部书记（何韩大队由原何韩庄、陈韩庄、钱韩庄三个小自然庄合并而成）。以大队的工作为主，此后陆续兼任中共泰兴县（市）委委员、政协常委和委员等职。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在其他地区都要计划供应粮食，拿生活救济费的时期，何韩村连续六年以每年30万斤的数量向国家上缴粮食，累计180多万斤，向国家出售生猪3000多头。 何韩的改革使老百姓的生活没有因浮夸而受影响，在其他村每个劳日（每天上一天算一个劳日，一个劳日计十分工）只有1－3毛钱，何韩村每个劳日9毛至1块。难怪当时何韩村的姑娘不愿外嫁，而何韩村的小伙子不愁娶不到老婆。全村没有一人得浮肿病（缺少营养）。 当年流传的歌谣大致是这样的：“泰兴县、何韩庄、原来是个穷地方，解放前，多少年，家家户户缺草粮，不少人家把工帮，有几户去讨饭，常年流浪走他乡。如今是猪满圈、鱼满塘、蚕满房、酒飘香，还有猪鬃厂、针织厂，是个发财的好地方。”当时何永乐就对村民说，将来我们还要建居民点，他的愿望成了今天人们的行动。黄桥城镇化的发展实现了老人的遗愿。 1966年，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张爱萍将军来何韩大队视察，视察完挥笔为何韩村题词“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见影印件，原件在泰兴档安馆） 至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何永乐再次去北京接受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照片在省博物馆）。在荣誉纷至沓来之时，何永乐也常冷静地对子女说：“多少劳模变成了罪犯，我要时刻不忘我是个推车的，现在这样我很满足。” （四） 何永乐生性幽默乐观豁达。十年浩劫期间，这样以种田为业的农民也未能逃脱。文革中，县委主要负责人被拉到珊瑚、横巷等批斗，把何永乐也带上，说何永乐是他们培养的黑典型、黑爪牙，一样戴高帽子，挂黑牌子，一样弯腰90度，一样跪地腰要直。 每次被批斗回家后，家人疼爱地问他苦不 ，他幽默地说：“站时间长了愿意跪，跪时间长了愿意站，真是‘打是吊好，吊是打好’。” 一次他风趣地告诉同事，我这双推车扶车把的手现在不知怎么放才好：我双手垂下，他们（造反派）说我垂头丧气，是装死；我背上双手，他们说我还老相；我前后摆动走路，他们说我志高气昂，没有改造好。看来我这双手还是去扶车把好…… 快退体了，公社要建一个养殖场，向三家村、顾何村、余家庄等村筹集了几十亩田。种植苗、木、花、卉，养殖猪、兔、鱼等。公社讨论决定由何老社长具体负责。接受任务后，他回家向老伴要了蚊帐、被席住到工地的工棚里，一住就是大半年，直等养殖场建好。场长上任他才回家。他说，公家的财物是人民的，既然相信我，我就要把好关，负责到底。 何永乐对党的信任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举他出席全国劳模大会获得的奖章之事为例：一年，公社工办室陈路生领了一个自称来自省博馆的工作人员，名叫庄群到何永乐家。他没有出示证明、介绍信，说省里办农展借用一下他的金质奖章，什么手续没有留下就把那枚奖章取走了。 时间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家人想起此事去省博物馆查询。庄群已退休在家多年，但他还清楚记得这件事。把何家人领到博物馆找出当年办展览的登记本，上面清楚写着：泰兴县横巷乡何韩大队何永乐，一九五六年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奖章一枚。 庄群一脸愧疚，道出了原委：展览会还没办结束，“文革”就开始了，此后的事谁也管不了，至于奖章，不知下落，只是对不起何老。庄群先后道出了上百个“对不起……” 家人回来后，有埋怨何老“不要收条”的言论，何永乐举重若轻说：“是共产党给我的奖章，共产党又拿去用，还要什么收条？……” 何永乐于2002年3月2日无憾而终，享年86周岁。其爱人何黄氏至笔者撰写此文时仍健在，已99岁高龄。 何永乐的家人继承了老人家的遗愿，将他所有有价值的遗物全部捐给了政府的相关部门。用其儿媳陈金华的话说：“父亲在世时就常常对我们讲，他的一切都是国家的，荣誉也属于国家。” 参考资料： 1、金梧：“我参与创办了何韩初级社”； 2、刘鹏旋：“奖章落归何处”； 3、泰州日报：“老档案记录了60年前农业改革”； 4、何永乐同事、亲属回忆等等。 来源：黄桥历史文化研究第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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