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前文物在瑞典：灿烂与苦涩

dovebear

【一】
二零零四年九月四日，斯德哥尔摩的瑞典东亚博物馆，经过两年多的闭馆整修，重新开放。东亚博物馆的馆长马思中（Magnus Fiskesjoe）先生，介绍了东亚博物馆的一个最新推出的展览：中国之前的中国（China before China），同时宣布，经过瑞典政府批准，将一匹中国汉代的陶马，归还给中国。参加博物馆重新开馆仪式的，有瑞典的文化部长和中国国家文物局的官员；气氛十分热烈。

东亚博物馆这次推出的展览，其实是关于中国史前史的一个断面；博物馆里，收藏着中国以外，最丰富的中国史前文物，尤其是大量漂亮的彩陶。根据这些文物，博物馆采用了比较先进的互动技术，虚构了四千多年前，中国中原地区的一个村庄。更有意思的是，展览还虚构了生活在这一村庄中的两个中国孩子，通过多媒体互动技术，从他们的口中，讲述了那个时代，中国古人的生活。

这是一种别开生面的展览。对于瑞典人来说，四千多年以前，在中国的皇帝，长城和国家诞生之前，中国人是怎样生活，怎样进行创造性的工作，无论如何，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尤其是这一展览，既有中国史前文明的大量实物，又有通过多媒体互动技术，虚拟的具体生活场景，因此老少咸宜；甚至学龄儿童，也多少可以了解一些，史前中国人的生活，而感到非常新奇有趣。

恰逢瑞典博物馆改革，瑞典文化部决定数个博物馆免费参观。这样一来，参观这一展览的人数成倍增加；同时展览也在瑞典文化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瑞典多家报纸发表评论，认为这是瑞典众多的博物馆中，多年以来举办的最佳展览；多媒体互动技术的采用，同时给瑞典的博物馆提出了一个新的命题：博物馆所担负的教育意义。很多学生，正好可以从这种虚拟的，多姿多彩的展览中，上一堂生动的历史课。

同年，博物馆馆长马思中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陈星灿教授合著的东亚博物馆专刊，《中国以前的中国――安特生，丁文江和中国史前史》一书，在瑞典出版。这本著作，介绍了瑞典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安特生和丁文江，奠基中国史前考古的情况，第一次披露了大量的资料，比如安特生和胡适交往的情况，安特生和丁文江之间的协议等等情况，研究充分，内容生动，成了瑞典学术界的重要著作和知识分子中的畅销书。

瑞典东亚博物馆的中国史前史展览和马思中的著作，都取得了成功。就在这个时候，二零零五年一月初，马思中向瑞典文化部递交了一个辞呈，告别瑞典东亚博物馆，前往美国康奈尔大学任教和研究。尚算年轻的马思中先生，因为成功地组织了中国史前史展览，也出版了影响深远的著作，已经成了西方博物馆业中闪亮的一颗新星；他这个时候，辞职并且离开瑞典，显然是非常奇怪的一件事情。那是一个略微有点苦涩的故事。

【二】
一九八七年四月六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个消息，邓小平会见到访的瑞典首相卡尔松。登出的大幅压题照片上，卡尔松首相和身材矮小的邓小平握手寒暄，两个人当中，却站了一个身材高大，戴着眼镜的瑞典青年，仿佛是个主角。这个高个子的瑞典青年人，就是马思中。马思中当年不过二十多岁，刚刚从隆德大学毕业不久；因为汉语讲得非常出色，因此考上了瑞典驻中国大使馆文化专员一职；卡尔松首相访华，他充当翻译，所以报纸上登出来的照片，他倒站在两国领导人中间；因为身材高大，所以显得非常醒目。

马思中看到照片，多少有点得意；想来这幅照片，他一定是收藏起来了。驻中国使馆的文化专员，是瑞典外交系统之外的一个特殊职位；不能长期连任。马思中在中国的任期到了以后，在日本工作了一段时间，最后进了美国芝加哥大学的考古学系攻读博士。在此期间，他对中国的少数民族，特别是对云南的佤族，有过深入的研究。

话说一九九九年，瑞典政府在哥德堡成立了一个世界文化博物馆，下辖东亚博物馆，民族博物馆，地中海文化博物馆和新建的世界文化博物馆；前北欧亚洲研究院院长，托米·斯文逊（Thommy Svensson）教授被任命为这个世界文化博物馆的总馆长。斯文逊教授是个研究爪哇史的历史学家，长年担任北欧亚洲学院院长，组织能力非常出众。

斯文逊教授最早，是通过他的一个中国学生，了解到马思中的；从此以后，斯文逊教授就对马思中十分赏识。因此，他任命了年轻的马思中，是年三十九岁，出任瑞典东亚博物馆的馆长。瑞典的博物馆传统，历史悠久；但是多年以来，多少有点僵化；因此斯文逊教授上任，意在改革，任命马思中当馆长，就是因为马思中一直在国外，乃是在国际考古研究中，站在最前沿的年轻新锐。

斯文逊教授的动作，也许可以称之为大刀阔斧；任何改革，都会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但是事实比想象的还要可怕：马思中回国上任不久，遭了几乎是疯狂的攻击。瑞典的报纸和电台，一时充斥了一片对任命马思中为东亚博物馆馆长一事的非议；最多的攻击，还是认为马思中以前没有任何博物馆的经验；因此这一任命非常草率。最恶毒的攻击是认为，马思中伪造了学历，用欺骗手段，获得了博物馆馆长的职位。

更有甚者，攻击者将矛头对准了斯文逊教授；攻击他也没有任何博物馆的经验；同时攻击他不是瑞典的教授，而是挪威卑尔根大学的教授；瑞典广播电台的一名记者甚至在该台播出的节目中，对斯文逊教授和世界文化博物馆的董事局主席进行大肆谩骂。这些攻击，其要点，无非是认为博物馆的新任领导人，没有博物馆的经验；很明显，这是一些有“多年博物馆工作经验”的人，因为失去了职位，而刻意进行的人身攻击。

瑞典政府的调查表明，马思中的学历、背景和能力，完全可以胜任东亚博物馆馆长的职务；世界文化博物馆总馆也根据瑞典的电视和广播法，对瑞典广播电台名誉侵犯进行了投诉；相关的投诉获得了胜利；有关部门判定瑞典广播电台侵犯名誉，必须以“恰当方式”，进行挽回。这是一九九九年十一月的事情。第一个回合，攻击者失败了。马思中就是在这样的压力下，登上了东亚博物馆馆长的宝座。

【三】
瑞典东亚博物馆，座落在首都斯德哥尔摩市中心的一个小岛上，环境十分优美。这是一幢建于十七世纪的古老建筑，在碧水绿草丛中，古色古香。一九六三年起成了东亚博物馆的馆址。瑞典东亚博物馆，在世界上鼎鼎大名，因为它的创始人，是著名的瑞典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安特生最了不起的，就是发现了仰韶文化，也是“北京人”的发现者之一，被称之为中国考古学之父。

关于安特生的生平事迹，国内已经有大量的介绍和研究。简单说来，瑞典人安特生毕业于瑞典乌普萨拉大学；一九一四年，当时任瑞典国家地质调查所所长的安特生，被北洋政府农商部高薪聘为地质顾问，前来中国。从一九一四年开始，他和中国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一起，为中国找到了许多铁矿的和其他矿的矿源，并且培养了中国第一代地质学家。

安特生对考古学一向很感兴趣，因此他在进行地质勘探的同时，也非常留意考古学上的发现。一九二零年秋天，安特生派人到河南采集古生物化石时，在渑池县仰韶村向村民买到了许多石器，引起了他的注意。这样，经过当时的**同意，安特生和一位美国留学归来的中国学者袁复礼，于一九二一年十月至十二月，在仰韶村进行了考古发掘工作。

安特生和他的中国同事们，在仰韶村的发掘，收获丰富，收集到了带土的实物十余箱，其中有许多石器、骨器和陶器。陶器中多是粗陶，但也有一种素陶，内外都磨得很光滑，外部纹饰十分精美，上有人、兽形的盖纽。安特生的发掘，发现了中国史前文化的一个断面，史称仰韶文化。安特生在发现仰韶文化以后，又沿着黄河上溯，在甘肃和青海，进行了多次考古发掘。

安特生在中国地质学界和考古学界，鼎鼎大名。他最早开始对周口店“北京人”的遗址进行发掘，并确定了周口店龙骨山作为正确的发掘点；他在一九二三年在甘肃的临洮，发现了马家窑文化的遗址和大量的彩陶；接着又在青海发现了马厂文化遗址。这些发现，都在中国考古史上，有着划时代的伟大意义。

就在安特生开始发掘仰韶文化之前，他和代表当时中国/政府的丁文江之间，有过一个协议。协议的主要内容是，安特生可以带走他在中国发现的古文物，但是其中的一半，必须属于中国/政府所有。这大概是丁文江当时的一种妥协的办法，既让安特生得到好处，又不让中国太吃亏，毕竟当时的政府十分混乱和无能。因此，安特生把许多珍贵的文物，尤其是一些美丽得精心动魄的史前彩陶，运到了瑞典。因此瑞典人谈到安特生的时候，向来认为，安特生把文物运到瑞典，是经过中国/政府同意和批准的；而不是帝国主义式的掠夺。

马思中和陈星灿教授的研究也表明，安特生根据和丁文江的协议，在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六年，分七批把他运走的文物中的一部分，归还给了中国。安特生在一九三七年还在南京，当时的中央地质调查队的一个展览中见到了这些文物；但是，从此以后，由于日本侵入了中国，这些文物也同著名的北京人头骨化石一样，不翼而飞了。这当然又是日本人对中国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之一。

再说安特生，他将这许多考古发掘中的文物，运到瑞典以后，一方面经过研究，发表了大量的研究著作，一举在世界考古学界成名；同时，他于一九二六年，在瑞典政府支持下，成立了瑞典东亚博物馆。博物馆的主要馆藏，就是除了中国以外，独一无二的中国史前文物，内容丰富，灿烂。安特生自任东亚博物馆的馆长，一直到一九三八年，由瑞典著名的汉学家高本汉继任。

当然，瑞典东亚博物馆的藏品，也在不断丰富；中国方面的藏品，主要是增加了一些中国瓷器，个别的也有明代的瓷器；包括瑞典国王在内的不少瑞典家庭，捐赠了不少和中国有关的文物；但是无论如何，东亚博物馆最重要的收藏，也是其有别于欧洲各国的东亚博物馆的明显特点，还是安特生的那些中国史前文物。

【四】
马思中上任瑞典东亚博物馆馆长，面对的就是大量的中国史前文物，安特生的资料和手稿，以及陈旧的博物馆设施。事实上，大量文物和资料，既没有编码，也没有整理；长期以来，那些博物馆老爷们，完全按照博物馆的老办法，把那些最吸引眼球的藏品拿出来吸引眼球，其他的藏品，因为不懂考古学，只好留给灰尘去研究。

作为考古学家，马思中首先开始了对安特生的史前文物的整理和研究工作。他同时积极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进行合作，通过安特生留下的文献，进一步研究安特生对中国史前文化发现的意义；在这个研究和整理过程中，马思中形成了举办“中国之前的中国”这样一个特色展览的思想，并且开始进行长期的筹备。二零零二年，在政府支持下，东亚博物馆全面闭馆进行装修，安装现代化的博物馆设备；同时，博物馆工作人员积极筹备展览。

就在博物馆闭馆以后，新的一轮对马思中的攻击开始了。攻击的人当中，跳得最高的，就是在中国鼎鼎大名的瑞典文学院十八个院士之一，退休教授马悦然（Goeran Malmquist）。马悦然在中国，名气大得吓人，自然是沾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光；但是上些年，他选中的获奖者，却是一个中国人基本没有读过作品的作家。而赖以获奖的作品，高行健的《灵山》，根本还没有出版，就以手稿的形式放在马悦然的书桌上。于是翻译成瑞典文，出版，并且获奖。这一切好比是工厂里的流水作业，很有计划性；马悦然大大地把眼巴巴地盯着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人，玩了一把。

但是二零零零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也把马悦然给玩进去了。瑞典的论坛出版社和大西洋出版社都是瑞典的著名出版社。瑞典的出版社有一个传统，就是揣度谁会得诺贝尔文学奖；揣度热门的作家，就赔钱为他出书，这样一旦作家得奖，出版社名利双收。高行健的瑞典文版的书，一直是论坛出版社出的；但是得奖以前十天，大西洋出版社给论坛出版社写了一封信，说高行健从此和大西洋签约了。十天以后，高行健得奖，论坛出版社的老板不免要气得撞墙。这就好比一只生蛋鸡，辛辛苦苦地喂大，离开始生蛋还有十天，隔壁给主人家来一封信，说是从此给邻居家去生蛋了。

高行健获奖，当然是马悦然一手操纵的，这是地球人都知道的事情。论坛出版社的老板撞墙之余，自然要怀疑，马悦然从中做了手脚。这样，瑞典最大的报纸之一《今晚报》，登出了通栏大标题：出版社的激烈争吵。一时之间，议论纷纷。问题是，这种事情上面做手脚，毫无证据；中国人民的声音，从来也不能通过瑞典文，反映到瑞典公众的耳朵里；马悦然虽然弄得有点土头土脑，事情却也不了了之。自此之后，马悦然也不免有点闷骚。

年近八十的马悦然，名气是够了，在瑞典，也是大大有名的中国通（Kinakännare），所以他哪怕选一个更没有名气的中国作家获诺贝尔文学奖，其他的瑞典人也没有话说。他的闷骚在于，一是作为汉学家，翻译居多，却没有象高本汉那样绝对拿得出手的汉学著作；二是他事事要攀比他的老师高本汉，高本汉当了多年的东亚博物馆的馆长，他眼下既然已经退休，何不顺理成章，也当它若干年的博物馆馆长？三是多年以来，和中国有关的事情，向来是他说了算数；眼下一个年轻人，汉语说得比他还流利，甚至还会讲几句上海话，当上了堂堂的东亚博物馆馆长，岂非有点让老汉忌妒？

大概正是在这种闷骚之下，马悦然在瑞典的最大报纸之一《每日新闻》上，发表了好几篇文章，攻击马思中。马悦然根本不懂考古学，想来也不懂中国的史前史，攻击的内容，自然是浮皮潦草。一是老调重弹，说马思中不懂博物馆；二是指责马思中，没有把东亚博物馆馆藏的中国文物珍品拿出来展览，却搞了一些劳什子的中国现代艺术展览。马悦然年近八十，倚老卖老，火气很大。

今天看来，这种指责，是相当可笑的；马悦然不懂中国考古，自然不懂东亚博物馆的藏品，所蕴含的意义；他所说的馆藏中国瓷器，和其他博物馆的中国瓷器相比，既没有特色，也不算最有价值；何况他无法理解，马思中正把主要精力，放在研究和整理史前文物上面；正是在必要的研究和整理的基础上，才能推出一个高质量的，让人耳目一新的中国史前文明展览。

尽管如此，《每日新闻》上讨论，对马思中产生了更大的压力；显然，马悦然嘴大，马思中嘴小，马悦然在攻击马思中的文章中振振有词，说得理直气壮；马思中一来多年没有住在瑞典，瑞典学术界对他了解不多，二来展览还在筹备阶段，无法据实反驳；学术成果也没有全面展示，因此在辩论中十分吃亏。这第二个回合，显然是马悦然取得了胜利。所幸的是，马悦然的攻击，并没有动摇马思中的决心，和博物馆馆长的位置。

【五】
时间终于到了二零零四年的九月；瑞典东亚博物馆修葺一新，重新开馆，并且推出了影响巨大的“中国之前的中国”这个展览。这个时候，马思中经过多年的忍辱负重，终于有点扬眉吐气了。这一展览对瑞典公众产生的吸引力，也多少洗刷了他两次受到攻击所造成的阴影；瑞典的知识分子，也通过马思中和陈星灿合著的同名著作，了解了安特生和瑞典东亚博物馆藏品的真实含义。

就在这个时候，老迈的马悦然不甘心失败，又在《每日新闻》上发表文章，再次攻击这个取得巨大成功的展览。这回马悦然完全以闭着眼睛说瞎话的姿态，声称这样的展览，毫无吸引力之至；既不吸引成人，也不吸引儿童。马悦然的这种姿态，完全使他自己成了一个笑话。在这个笑话中，他充分暴露了自身对中国的无知，却又死守着汉学霸主地位的姿态。

这个时候，马悦然的攻击，对马思中产生的影响，几乎已经微乎其微；但是马思中毅然在同一年最后的几天时间里，给瑞典的文化部长发出了一封公开信，辞去瑞典东亚博物馆馆长一职；赴美国康奈尔大学，进行研究和教学。在公开信中，马思中直言不讳地批评了瑞典博物馆界的老迈的官僚作风；缺乏研究和长期的规划，风气当中，充斥了许多禁忌和禁锢，不利于博物馆自身的提高和创新。

马思中在忍辱负重五年之后，在他取得灿烂成绩的时候抽身而去，可谓意味深长。他的姿势，多少显得有点骄傲；他再次离开了祖国，前往美国进行研究，再次站在了考古和人类学研究的前沿；留下一个对中国文化具有巨大意义的瑞典东亚博物馆，和一个馆长位置的空缺，让瑞典文化界，重新开始新一轮竞争和交锋。相信马悦然老先生，还是不会甘于寂寞的；也不是没有可能，老树春来发几枝，混上博物馆馆长的位置，和他的老师高本汉，一样地风光。

但是瑞典东亚博物馆的现实意义，很快将来到中国；根据两国政府的协议，故宫博物院在二零零五年秋天庆祝成立八十周年之际，将把瑞典东亚博物馆的这个“中国之前的中国”这个展览，同样在中国进行。东亚博物馆馆藏的部分中国史前文物，将首次回到中国，参加这次展览。相信这次展览，同样会引起中国知识界的重视。

可惜的是，经过马思中的努力，瑞典东亚博物馆至今能够归还给中国的，不过是一尊汉代的陶马；安特生收集的那些珍贵的中国史前文物，毕竟是经过当时的北洋政府同意，合理合法地运到瑞典的；因此这次的许多国宝级的文物，只是暂时到中国来参加展览，不过是客人而已；展览完毕，还是要归还东亚博物馆。

马思中其实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书生，多少也有点象书呆子；难得的是非常和气，毫无汉学家的架子。他忍辱负重五年之久，在瑞典东亚博物馆馆长的位置上，经过研究和整理，推出的中国史前文明展览和他的著作，与其是有功于瑞典，毋宁说是有功于中国文化；因为这个展览，人们对中国史前文明，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因此，金秋之际，但愿中国人在故宫博物院“中国之前的中国”这个展览门口，能够见到那个高高大大，戴着眼镜，一口中国话的瑞典人马思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