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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4-12 18:39:25
来自： 中国江苏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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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你我应识君。君者，丁在君，丁文江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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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文江，就贡献与影响来说，与他同时代的陈独秀、胡适、鲁迅和李四光相比并不逊色；然而，丁氏故去已70多年矣，一黄土掩风流，而今又有几人了解丁文江这个人？往者岂能如此往矣！丁文江（1887—1936），20世纪中国科学、文化史上影响最大的人物之一，生于江苏泰兴一个亦绅亦商亦地主的家庭。
字在君，笔名宗淹，取“宗法范仲淹之意”，“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
“勿悲秋，勿欷，勿牢骚，等到机会，努力去干。”（杜洛斯基）这是丁文江的座右铭。
他短暂的49个春秋，“干”得如何？且看他同辈师友的评说：“（他是）精于科学而又长于办事，……实为我国现代稀有的人物。”（蔡元培）“（他是）一个最有光彩，又最有能力的好人，是一个天生能办事，能领导的人，能训练人才，能建立学术的大人物。”（胡适）“（他是）新时代最良善最有用中国人之代表；他是欧化中国过程中产生的最高的菁华；他是用科学技术知识作燃料的大马力机器……”（傅斯年）美国古生物学家葛利普也动情地说：“丁君之为人，非特具有过人之能力，且有远大之眼光，弘毅之魄力与勇气，识见所及，均能力行之而成事实！”罗家伦、蒋廷黻、翁文灏、李济等都有卓绝的评说；而温源宁慧眼独具，坚定地认为“他是今日中国最伟大的实干家之一”。丁文江出生时，家道已衰落。
他早年接受私塾教育，1901年，他欲报考上海南洋公学，但需地方官荐送。
时为泰兴知县的龙璋，亲自出题《汉武帝通西南夷论》。
丁文江的答卷“议论豪畅”，深得龙璋赏识，许之为“国器”，并纳为弟子。
1902年，15岁的丁文江在龙璋的帮助下，负笈东瀛，曾书日本西乡隆盛诗句明志：“男儿壮志出乡关，学业不成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到处有青山。”留日年余，丁文江不满“（在）日本的留学生终日开会，吃中国饭，谈政治而不读书”的生活，幸得康有为的资助，由东洋到西洋，至英国东部一座中学就读，“一年跳三级，两年就考进剑桥大学。”但是因缴不起昂贵的学费，半年后辍学。
后丁文江入格拉斯哥大学专修动物学，兼修地质学。
青灯黄卷寒霜苦，于1911年获格大动物学、地质学双学位，学成回国。
适逢清政府学部举行第七次游学考试，丁文江赶上了这趟“末班车”，被“奖给格致科进士”并“授农商部主事”。是年丁文江与史久元女士完婚。
他一面在南洋公学任教，一面应张元济之约，编《动物学》教科书。
次年末，应工商部矿务司长张轶欧之邀，到该司地质科任科长，正式开创我国的地质事业，成为“开山大师”。大凡人有异禀，长相也别具风采。
丁文江“矮矮的个子，敦实的躯体，显得敏捷和果断的眼睛”，尤其是“他的虬起的德国维廉皇帝式的胡子，都使小孩子和女人见了害怕。
他对于不喜欢的人，总是斜着头，从眼镜的上边看他，眼睛露出白珠多，黑珠少，怪可嫌的！”岂止长相奇特，行为也很怪异。
他讲究科学人生，工作再忙，睡眠必须保证8小时；饮食起居讲究卫生，在饭馆用餐，必用开水涤器皿，酒席上不喝酒，但要用酒洗筷子；终生不吃海味；吃无外皮的水果，也要在凉水里浸上20秒。
他最恨奢侈，但注重生活的舒适和休息，每年夏天要带夫人到凉爽地区避暑。
有机会坐头等车，绝不坐二等车；有安稳的地方睡觉，绝不住喧闹的旅馆。
他认为这是在积蓄精力，以便更好地工作。
他笃信西医，早年有脚痒病，西医嘱赤足疗效最佳，他就终身穿多孔皮鞋，在家常赤脚，到熟朋友家也常脱袜子与友聊天，自称“赤脚大仙”。他有20年烟龄，某年忽觉脚趾发麻，医嘱戒烟，他立马戒绝。
他不屑中医。
太太有病，胡适觅到一方中药膏，他碍于情面收下了，带回家却不让夫人用。
老友钱伯庄为此同他“抬杠”，说假如你到僻壤考究地质，忽然病了，当地无西医西药，怎么办？丁文江断然回答：“不，不！科学家不得自毁其信仰节操，宁死不吃中药，不看中医。”此言不谬。
某年他偕友到贵州旅行，同行者病倒，那儿没有西医，他打电话到贵阳去请。
同行者都病死了，人们劝他先服中药，他终不肯破戒……丁文江就是这么一个怪人。
怪人有奇才。
温源宁说丁文江头脑里东西多得“就像个古玩店”，称他是“百科全书”。这倒真不过誉，丁文江不仅是中国地质学的“开山大师”，还涉足地理学、人种学、优生学、历史学、考古学和少数民族语言学等领域。
根据陈西滢的回忆，罗素常对他的英国朋友说：“丁文江是我所见中国人中最有才最有能力的人。”丁文江骑在马上是帅才，胸中自有雄兵百万，指挥若定；伏在战壕里，是忠实的士兵，进有勇，守有谋。
他是一位地道的实干家。
他有一句名言：“明天就死又何妨；只拼命做工，就像你永不会死一样。”这就是他理想中“活泼泼的生活的乐趣”。丁文江对社会的贡献也是多元的。
从本质上来说他是学者，学人的丁文江是中国地质事业的主要拓荒者。
在地质科长任内，他首创了专门的地质教育机构地质研究所。
1913年，他被任命为地质调查所所长兼研究所所长，着手网罗、培养地质人才。
当时，没有教生物的教师，他自己充任，并亲自带学生到云南的崇山峻岭中做地质调查。
当时在这些地区搞调查是十分危险的，生命随时会受到威胁，赵亚曾被土匪枪杀就是一例。
丁文江不怕。
他崇敬徐霞客（后为其作年谱），并引为楷模。
为取得一手资料，丁文江力倡“登山必到山顶，移动必须步行”、“近路不走走远路，平路不走走山路”的探勘原则。
身先士卒，登山时“手足并用”爬那条本没有路的小路。
1919年丁文江不无感慨地说：“七年中，南游于滇黔，东游于皖浙，西至秦晋，东北至鲁。”足遍天下，采集到大量的化石、标本，极大地丰富了地质矿产博物馆的馆藏，人称“20世纪的徐霞客”。1922年，他发起成立中国地质学会，由章鸿钊为会长，翁文灏、李四光为副会长，他做评议员，随之创办并主编《中国地质学会志》。
他麾下的地质研究所，为当时的中兴公司、开滦煤矿等提供了不少切实的技术帮助，往往不收报酬。
当丁文江想筹办地质图书馆向他们募捐时，实业家们纷纷慷慨解囊。
1921年建成位于北京兵马司九号的地质图书馆，造福于广大地质从业者至今。
他还倡议并主持编撰了《中华民国地图》和《中国分省新图》，对中国现代地图学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那年月，丁文江全身心投入地质事业。
1919年，他陪同梁启超游欧，托正在德国求学的朱家骅帮忙，为地质所置购一批地质方面的外文资料；当他获知在英国留学的李四光已获自然科学硕士学位时，便让自己的四弟丁文渊拜访李四光，恳请李四光到北大执教，终如愿以偿。
鉴于当时国内古生物研究力量薄弱，丁文江通过美国地质调查所的朋友，找到曾任哥伦比亚大学古生物学教授的葛利普。
丁文江亲自拜访，诚邀他到北大当教授并兼地质调查所顾问，亦获成功。
李四光与葛利普到北大，使地质系的面貌焕然一新。
后人评论说：“如果没有李四光和葛利普，北大地质系绝不会有后来的辉煌。”陶孟和说：“仅就他对于地质学的发展来说，丁君足可以成为学术界的政治家。”李济说他“是一个划时代的人”。中研院曾是中国最高的学术机构，高端人才密集，人际关系盘根错节。
1934年丁文江应蔡元培之请，出任中研院总干事。
此前他怕自己的身体不能胜任而影响工作，还特地到医院做了检查，无碍后方受聘。
作为学术行政领导者的丁文江，走马上任后“夙夜匪懈，案无留牍”。他大力整肃院风，裁减冗员，减少行政经费，以增加事业经费，理顺了中研院的各种关系。
为确保学术的独立性，他创设“评议会”，极大地调动了全院人员的积极性，蔡元培称此举为中研院定了“百年大计”。丁文江就任总干事，规定做野外工作不得偕眷。
此令引起赵元任、李方桂等人的反对。
丁文江殷殷沟通，终获谅解。
而河南考古组大将董作宾，事先未向傅斯年、李济说明，带女友到工地，住史语所办事处。
傅斯年自觉失职，“汗流浃背，痛哭不已”，要自请革职。
李济认为傅不应当承担责任，他是代理所长，故主动要求辞去考古组主任一职。
而董作宾知道后，感到由于自己的冒失，连累他人，深感不安，立即表示要辞职“以谢贤明”。这些都是考古大将，辞职不干安阳考古便要泡汤。
丁文江面对这连环辞职案，从容疏通。
他先写信给董，剀切分析“偕女友”引发的后果，晓以大义；又打电报给胡适，让他做董的工作。
董作宾最后心平气和地返回考古地工作。
一场沸沸扬扬的连环辞职风波有惊无险，终告平息。
20年后，董作宾回忆说：“他（丁文江，笔者）曾一再写长信劝我，他以摆着一副老大哥面孔，写了许多诚诚恳恳的话语，举出许多他自己的经验，谆谆教导我，使我看了非常感动，于是，放弃自己的偏见，服从在他的指示之下。”此举令众人心服——丁文江是位有卓越领导艺术的“大当家”的。
丁文江的领导艺术不仅表现在学术行政上，他还兴办过企业。
1921年6月，他曾出任北票煤矿公司总经理。
弃心爱的地质事业，做起买卖，此非他本意。
除政治上此时他已看淡做官一事外，经济的重压是个重要因素。
丁文江在地质调查所任内10年，兢兢业业，律己奉公，坚守“不兼差”、“不弄钱”的底线。
一身正气，必然两袖清风了。
做官10年，他竟无积蓄，后来政府欠薪，弄得他到“衣食都不周全”的困境。
丁文江是一个家庭责任感十分强的人，同母、异母兄弟及侄辈求学的费用都由他负担。
嗟来之食他不吃，洁身自好的丁文江只有自己下海经商了。
北票煤矿公司是一家官商合办企业，叶恭绰任董事长，丁文江任总经理。
他苦心经营了5年，业绩不坏，由日产煤数十吨，最后发展到日产2000吨。
那5年间，他穿行于京、津、沈之间。
因工作关系他认识了张学良等东北政要，他对奉系军阀的黑暗有较深的了解，深恶痛绝。
丁文江是一位典型的公共型知识分子，他对公共事务、现实政治都怀有莫大的兴致与热情。
在“下海”的5年里，他间或“上岸”，与胡适、蒋梦麟一些朋友谈谈政治，办办报纸；研究民国军事，心仪军事教育，还挑起了影响深远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
限于篇幅，此处只谈丁文江的政治情结。
他对政治的兴趣，用李济的话说是“完全被动的”。一次闲聊时，李济说到一件科学计划因受政治的影响而夭折，丁文江慨然：“你们老问我恋着政治问题不舍，不集中全力作科学工作。
你看，政治不澄清，科学工作是没法推进的。”北票公司期间，老友董显光见他研究中国500年来宰相的籍贯，不理解，劝他何不用此时间去找金矿。
丁文江说得更直接：“世界上最重要的是人事，而不是物质，如果我找到金矿银矿，而不了解人事问题，那金银仍将被偷盗以去，弄得更糟。”那时，因办矿工作需要，他接触不少奉系军阀要人，深知内幕之丑之黑。
他忧虑奉系军人一旦控制北京政府，会使中国政治变得“更无法纪，更腐败，更黑暗。”为一种忧国忧民的情怀所驱使，他说服决心“20年不谈政治”的胡适，与蒋梦麟、陶孟和等办《努力周报》，在报上刊登由他参与具名，有蔡元培、胡适、李大钊、梁漱溟等16人签名的《我们的政治主张》(俗称“好政府宣言”)，公开提出改革政治的三项基本原则：“宪政的”、“公开的”、“有计划的”。“九·一八”事变后，为保持自己的独立思考和人格尊严，他们又创办了《独立评论》，丁文江是写稿最多、最卖力的一个。
他认为：“最可怕的是有知识有道德的人，不肯向政治上去努力。”丁文江一生为人诟病的是与军阀孙传芳合作，当了8个月的“淞沪总办”。这符合丁文江的性格——“有机会就干”。在此期间丁文江以非凡的智慧与魄力，确立了上海的新市政，规划了一个“大上海”的蓝图。
兴利除弊，统一行政，统一财政，改良公共卫生事业；禁烟，追查劣豪，整理官产等等，为老百姓办了不少实事。
更重要的是他从外国人手中为国家争回了许多重大权利，以收回公共租界的会审公廨最为辉煌。
在谈判桌上对原则问题丁文江寸步不让，在技术细节上灵活、变通。
他能够“不以势力，不以手段，只以公道”，让外国人交出这些权利。
丁文江当时与孙传芳合作，寄希望孙传芳能统一中国，改变军阀割据局面，认真做事，认真做人，造福于人民。
令丁文江失望的是孙传芳后来出于己利，认敌为友，背着丁文江又与奉系合作。
一切美好的愿望均成泡影，丁文江只有拂袖而去，自嘲“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这一段历史，成为丁文江抹不去的污点，连他的至友们都不宽容。
倒是傅斯年比较客观，他认为丁文江“是借机会为国家办事的，本不是和孙传芳结党的。
批评他的人，要先评评他所办的事”；又说丁文江是一个“顶好的官僚，而绝不是一个政治家”。丁文江之所以受到世人的推崇、景仰，除去才学之外，他的人格魅力是重要一端。
做淞沪总办一上任他即公开表示：“我敢说我对于淞沪市政，没有丝毫私人利害夹在里面，……我来担任这个职务，决不想弄一笔钱，买一所房子享清闲福气。”丁文江勤政，他每日要处理大量的公文、私函，但“案不留牍”；有关商埠计划、会审公案他都亲手料理。
连查处毒品，他都与警厅厅长一道去现场督察。
他利用早餐时间看报，饭未毕，司机已在楼下打火待发了。
任内，亲戚、朋友托请谋职者烦不胜烦，丁文江一不想培植私人势力，二不愿任人唯亲，打发的方法只有一个——“送钱”。加之家刚由津迁沪，经济上捉襟见肘，没办法时便颜打电报给胡适，请他代为催讨英国庚款委员的津贴。
丁文江廉政，“他最恨人说谎，最恨人懒惰，最恨人滥举债，最恨贪污。
他所谓的‘贪污’，包括拿干薪用私人，滥发荐书，用公家免票做私家旅行，用公家信笺来写私信，等等。”1931年国家资源委员会送他每月100元，他拿来分给几个青年编地理教科书。
到中研院后，经济委员会给他每月200元津贴，他均分给3位助理，令各做一件事。
生命最后一个月，他到湖南考察煤矿，老友朱经农怕长沙旅馆不清静，在省招待所为他订了房间。
他谢绝：“我此次来湘，领有公家的旅费，不应该再打扰地方政府。”接待的人再三相劝，他只同意暂住一夜，次日便迁入客栈。
他历来把个人的私生活看做是政治生活的修养。
“一个人没有良师益友，如何能成通人？”丁文江如是说。
因此他的朋友很多，胡适、傅斯年、任鸿隽等，大家都喜欢称他“丁大哥”；而丁文江却戏称梁启超为“小孩子”。丁文江自与梁启超结伴游欧后友谊日深。
他劝梁专心学术研究，每遇政客、朋友邀梁出山时，丁第一个跳出来反对。
梁住院时，丁文江“调护周至”。梁逝世，丁文江送的挽联是“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
在地为河岳，在天为日星。”丁又向友人募捐，为梁造像。
拟为梁编年谱（未竟），后由翁文灏接手编就。
“爱憎能作青白眼，妩媚不嫌虬怒须。
捧出心肝待朋友，如此风流一代无？”这是胡适纪念丁文江的一首诗。
丁文江待友之诚胡适的感受是最深的。
尽管在政治见解上他们有分歧，甚而对立。
在政治问题上丁曾告诫友人“不要上胡适的当”（不谈政治），胡适在巴黎多次对傅斯年说将来要“杀”丁文江。
但他们却相互尊重、关爱。
丁文江不喝酒，某次见胡适醉了，真心相劝，还从《尝试集》中挑出几句戒酒的诗，请梁任公书在扇子上送胡适。
胡适患病岁月，经济不裕，居住条件不好，丁文江逼他搬家，为他看房子，胡适嫌房子贵，丁表示他每月代垫10元。
1934年翁文灏在浙江出车祸时，丁文江正卧病协和医院，他从报上获悉后，马上下床要去杭州探视，后被医生强阻。
当时大家以为翁文灏无救，翁家境又贫寒，丁文江在病床上着手翁的后事安排，并做好收养翁的幼子翁心钧的准备。
丁文江的得意门生赵亚曾在云南考察地质时被土匪杀害，丁悲痛欲绝，打电报给云南王龙云，请他派地方官将赵的遗体运到重庆，自己赶往重庆将赵的遗体运回南京，又牵头为其遗孤赵松彦征募抚恤金。
丁调到南京后，怕赵松彦少人管教，执意让他转学来南京，留在自己身边，督促功课。
暑假，丁与夫人外出避暑，也把赵松彦带上，视如己出。
丁文江不居功。
1912年章鸿钊在南京曾设计一个地质研究所，并未实施。
1913年丁文江在北京开办了地质研究所后，却拱手让章鸿钊去承办。
他怕章不肯去，自己悄悄地离京到云南去考察地质。
章感慨丁“这是何等雅量！”1923年，李济留美归来拜见丁文江，丁鼓励他做研究工作。
时河南郑县出土过一批铜器，丁文江希望李济去做发掘工作，并筹200元资助。
丁文江恋旧，感恩知报。
他常怀念恩师龙璋先生，1935年岁末，他到长沙公干，第一件事就是去凭吊龙璋先生纪念亭，并作诗缅怀。
傅斯年说：“他对于好朋友之态度，恰如他对于他的家人、妻与兄弟，即凡是朋友的事，他都操心着并且操心到极紧张极细微的地方，有时比他那一位朋友自己操心还要多。”正因他捧着心肝待朋友，当他有难处时朋友们也都解囊相助。
1927年初，丁文江生活处于低谷，且面临遭新政府通缉之危，平时积累的3000元薪水，也被族人索去，真正的“两袖清风”。就在此时，杨树诚（一个曾得到丁文江恩惠的人）通过丁的学生刘季辰给丁写信，恳请丁能接受他致赠的5000元。
丁文江感激杨某，特别感激他对自己不苟受的理解。
丁接受了这笔赠款，但表示“待日后宽裕时再奉还”。关于这笔5000元捐赠后来有许多种版本，说法不一，但这段佳话却真实地反映了杨树诚的感恩图报和丁文江的清廉。
在亲情上，在对族人的关爱帮助上，丁文江做到了极致。
丁文江归国后在上海教书，一边赡养父母，一边先后将他的4个弟弟并一兄、一姐和一个弟弟的孩子接出来接受新教育，有望成大器者则送往国外留学。
此外还长期承担对母舅的赡养和对贫困族人的资助。
对丁文江为筹钱去办煤矿，弟弟丁文治后来愧疚地说：“现在想起来，我们家族对他全是罪人，我们这个家是一个拖累可以有为的人下水的家。”最为感人的是弟弟文渊留学一事。
本来，照丁文渊的学历、家庭等情况，他是有资格申请官费的，而且主管的人又是丁文江的老朋友。
丁文渊想请乃兄疏通，但丁文江拒绝，给文渊写了一封感人至深的信：照你的学历，你的勤学和天资以及我们家中的经济状况，你当然有资格去申请。
……不过，你应当晓得，在国中比你还要聪明，还要用功，还要贫寒的子弟实在不少。
他们就是没有像你有这样一个哥哥，来替他们担任学费。
他们要想留学深造，唯一的一条路，就是争取官费。
多一个官费空额，就可以多造就一个有为的青年。
他们请求官费，确是一种需要，和你不同。
你是否应当细细地考虑一番，是不是还想用你的人事关系，来占据这样一个官费空额？我劝你不必再为此费心，我既然答应担负你的学费，如何节省筹款，都是我自己的事，你只应当安心地用功读书就行！事实上，丁文江当时没有这笔钱，不得已，他把北京的房子卖掉。
丁文渊没有辜负兄长的厚爱，学成归国后，两度出任同济大学校长，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批栋梁材。
丁文江绝不止在经济上资助弟妹，在品德情操的培养上亦很重视。
其弟丁文治回忆说：“他不愿意我们的人格发展受他自己已成人格的限制，所以他时常将他自己的短处说给我们听……因此，他和我们谈做人和做学问的任何信念时，他是很有分寸的。”“他对我的惠益是一种长兄、严父、慈母、保姆、小学教员、中学教师、大学教授、社会上我所信仰的所注意的一位学者所总和起来的惠益。”丁文江“求真求直”的品格，是朋友们交口称赞的。
任鸿隽与他是知交，为公家事（经费问题）两人较过真。
罗家伦执掌中大时，地质系郑原怀教授是哈佛的博士，教书很好。
后见南京房地产价格大涨，松懈了研究工作，去炒房地产了。
这事本与丁文江无涉，可丁文江知道后亲自登门，一面耐心开导，一面严正批评，警告他：“若你不赶快改弦更张，我便要请罗校长下学年不聘你！”郑教授终于接受他的忠告，而且做出了成就。
丁文江的不客气也有名，别人夸他有能力时，他从不虚伪客套。
他自喻“治世之能臣”。丁文江喜欢发表不同的声音。
文人爱竹，爱作诗画以颂，丁文江却贬之：“竹是伪君子，外坚中却空。
成群能避日，独立不经风。
根细成攒穴，腰柔惯鞠躬。
文人多爱此，声气想相同。”这些独特的思维也反映在他对时政的认识上。
某日蒋廷黻对丁说他应该做国防部长，丁不说不愿意或不可以，他说他最喜欢做军校校长。
丁文江有难舍的军事情结，认为中国的军事教育比其他教育要落后，他曾到德、法两国考察过军事，精心研究过民国军事，更心仪军事教育。
他从不隐瞒对政治的兴趣，他认为“总统、总理、议员，都是应该少数的优秀分子去做的。”他认为知识分子应参政，“最可怕的是有知识有道德的人不肯向政治上去努力。”他对军人（笔者理解多指军阀）的认识也很独特，他认为“许多军人是爱国的，至少是想爱国的，有些实在是高度爱国的。”“他们也想救国，也想替社会造福，可惜他们没有受过近代式教育。” 曹锟对士兵施小惠笼络人心的技巧他就很欣赏。
丁文江的坦诚有时让人吃惊。
他有一个“谬论”，认为“中国的问题要想解决非得书生与流氓配合起来不可。”“九·一八”事变后，《独立评论》在丁文江的鼓动下应运而生。
北平教育界人士有的主战，有的主和。
“主和最彻底的莫过于在君”。丁文江还敢给蒋介石出主意，写了篇《假如我是蒋介石》，该文在唱“低调”的同时，又提出完成国民党内部的团结，与共产党休战等3个条件。
那“我们抗日的成功就可有十分的把握”。后来，国内主战气氛浓厚，加之日本军阀的横行和日本文治派的失败，丁文江不再坚持己见，“对应战的预备，他很感兴趣”。此外，在性道德观上，他也不假道学。
他主张人的“性本能”应得其正，不然，会失却一个人的精神平衡，而影响一个人对社会的贡献。
他甚而认为娶妾也未尝不可，但不要因此妨害本业。
他为人宽容。
他反对徐志摩再婚，不是再婚这件事本身，而是反对像徐志摩那样一结婚便不能再好好工作。
丁文江的死，是“武士死战场”式的。
1935年岁末，丁文江应铁道部长顾孟余之请，到湖南探查粤汉铁路沿线煤矿，夜宿时因煤气中毒引起脑出血抢救无效，于次年1月5日逝世，时年49岁。
丁文江的家族有不长寿的族史，多在五十中寿而终。
丁文江担心自己难逃厄运，在年届“知天命”前预立了遗嘱，请老友竹生为遗嘱执行人。
丁亡故后，竹公布了丁文江的全部家底。
他的财产只有8种股票，照市价变法币为17070元。
如此而已。
足见这位当年显赫一时的淞沪总办的清白人生。
更足称道的是他的遗嘱第五条：五、于余身故时，即以所故地之地方区域以内为余葬地（践诺当年诗句“人间到处有青山”，葬于长沙岳麓山，笔者），所占坟地不得过半亩，所殓之棺其值不得逾银一百元，今并指令余之亲属不得为余开吊，发讣闻，诵经，或徇其他糜费无益之习尚。
遇所故地有火葬设备时，余切托遗嘱执行人，务必嘱余亲属将余遗体火化。
现行法已废宗祧继承，余切嘱余之亲属，不得于余身后为余立嗣。
“丁文江无疑是现代中国最优秀的科学家之一，是五四一代的佼佼者。
他是现代中国地质学之父，有如此出色的专业知识，又有非凡的行政能力。
在同辈人之中，科学研究、行政事务和下海经商，样样拿得起来的，仅乎此一人。”（许纪霖）胡适说：“在君是为了‘求知’死的，是为了国家的备战工作死的，是为了工作不避劳苦而死的。”权用傅斯年的话作结：“这样一个人格，应当在国人心中留个深刻的印象。”天下你我应识君。
征引及参考书目：胡适：《丁文江传》，海南出版社，2002年版。
王富仁、石兴泽编：《谔谔之士——名人笔下的傅斯年，傅斯年笔下的名人》，东方出版社，1999年版。
雷启主编：《丁文江印象》， 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
温源宁：《不够知己》，岳麓书社，2004年版。
宋广波：《丁文江图传》，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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