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华健（左）与作家张大春（右）跨界合作专辑《江湖》 当年的“歌王”周华健现在53岁了，入唱片业27年，专辑总销量超过3000万张。很难有艺人的形象比他更正面温和，多年作曲主唱比较套路化的温暖系情歌，却也有《刀剑如梦》、《难念的经》、《寡妇村传奇》这样风格特别的作品传世。成名前就凭唱歌在穷兮兮的日子里娶到一位漂亮贤惠的美国太太，生一儿一女，家庭幸福。连唱片公司都27年没换过，一直是滚石，他对此总结：“如果我一辈子只在一个唱片公司，这感觉很好。”
当年的“歌王”周华健现在53岁了，入唱片业27年，专辑总销量超过3000万张。很难有艺人的形象比他更正面温和，多年作曲主唱比较套路化的温暖系情歌，却也有《刀剑如梦》、《难念的经》、《寡妇村传奇》这样风格特别的作品传世。成名前就凭唱歌在穷兮兮的日子里娶到一位漂亮贤惠的美国太太，生一儿一女，家庭幸福。连唱片公司都27年没换过，一直是滚石，他对此总结：“如果我一辈子只在一个唱片公司，这感觉很好。”
一直被市场牵着走
许多年后，周华健回头看，才明白自己幸运地赶上了唱片业最辉煌的时代，他本来以为这是理所当然的时代。他希望退休后也可以像前辈偶像们一样，光靠吃唱片版税就过上安逸的生活，但这似乎已经不可能了。
最忙的时候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他一年出5张专辑，年初出一张国语专辑、一张广东话专辑，年末也是这样两张，中间还有一张英文专辑。每张都卖得不错，能有六七十万张。这还只算正版。
在唱片业鼎盛的时候，内地还流行“扒带子”——就是看港台谁的哪首歌火，就找歌手来翻唱。“随便一扒几百万张，就是说，你要作为一个责任编辑负责这个唱片，没卖到100万张以上，你都不好意思在单位混。”一位当时在音像公司做编辑的业内人士说，“一张利润七八毛钱，很容易就赚100万。”
唱片大卖也有负面影响——“卖不卖”成了风向标。“只要说一句：唱片不卖啊。那你整个人就垮了。外面找你的演出一夜之间都会不见。一堆歌手要在那边，我站过去都会很自卑。”周华健说，“有一阵子，我整个人生的工作态度就是在录音室里做出唱片，然后看明天会有怎样的销售。整个人都埋进去了，不会想我做了那么多唱片，能不能做一张更有价值的。”
作为歌王，周华健会和他的团队进行各种设定。比如在学校的毕业典礼上，他们觉得应该有一首周华健的歌传唱。从这个角度出发，他们找到了《朋友》。“整个计划非常顺利，完全就是我们想要锁定的方向。”果然，许多学校的毕业典礼、毕业聚会上，《朋友》几乎成了孩子们热泪盈眶时的必选曲目。
周华健走红的时候，正是卡拉OK风靡之时。适不适合市场的重要标准是适不适合卡拉OK。卡拉OK公司会付钱给唱片公司，唱片公司再把钱分给作曲和作词的，不分给演唱者。“所以写歌的很容易会把歌写成卡拉OK的样子。如果你歌红，光在台湾就有10家卡拉OK跟你买版权。写歌的很自然会被它吸走。”周华健说。
但不是每首歌都适合卡拉OK。“有一些是我的内心话。比如停电的时候我会怕黑，就写《怕黑》。我是个男人，男人就不能怕黑吗？”周华健又笑，说自己会在每张唱片里放一首怪歌，虽然非常喜欢它们，但也只能排在更大众的歌后面，不去主打，不去拍MV。“毕竟唱片是一个商品，涉及到很大投资在里面。我们需要资金去出下一张，或者这资金起码能够养你一年。”
整个唱片工业突然没了
危机是在2000年左右开始出现的。整个唱片市场的总体销量明显下滑，同时，R&B和说唱等新音乐风格的流行也让周华健束手无策，他的唱片销量下滑到几万张。
“转型最大的困扰是什么？你原来的型一定是成功的，要不然你怎么会红？那你转了以后还是你吗？很多人转型以后更不行了。你慌张，没有办法真的放手大胆去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周华健尝试给专辑加两三首新风格的歌，写一写就走调了。他甚至想写一张用假声唱的新专辑，编个假名字发表。他焦虑地找朋友们聊天。2000年，和他聊完天后，作词人詹德茂给他写了封长信。大大咧咧的周华健现在还记得这封信，却忘光了信的内容。
这封信也许可以部分解释周华健转型的痛苦所在：“‘华健’在唱片市场上，代表着某一个真挚情歌的路子。即使始终没有被确切的文字定义出来，都没有关系，因为消费者无论主动、被动，都能清楚地闻到、摸到那条路子。只要路子在，地位就在，‘华健’也在。随便‘华健’怎么对情歌解释，他们只在乎还是不是这条路子(包括你是不是还真挚)。当你在呕心沥血、努力创新的时候，很抱歉，你不能离开这条路子去创新，只要一离开，消费者就会感觉到华健不见了，而如果找不到华健离开的强而有力的原因，他们就会离开华健。”
转型似乎会导致快速死亡，但不转型又可能走向慢性死亡。最后，“突然整个工业没有了，没有唱片这回事了。那时一下子非常紊乱，写不出歌来。真的很痛。”周华健说。
詹德茂信中的一段话也许劝动了周华健做后来的事：“你曾感慨，怎么我就再也写不出《摆渡人的歌》的水平。你也许忘了，它是花了几乎两个礼拜的时间，读完一本书《流浪者之歌》才写出来的。固然，有些急就章的确也红了，但这却是万万不能上瘾的；急就章充其量只是‘本能’，经年累月下来，也就只是累积了许多‘本能’而已，极容易忽略真挚诚恳。而真挚诚恳是‘华健’的命脉。”
10年后，周华健慢下来。他开始用3年时间做唱片《江湖》，12首歌里只有一首算是情歌，还是他“硬拗过去的”。至于成本问题，他也想开了：“有人花机票去环游世界，也就换回来一堆照片而已。我们花钱做完一张唱片可以留10年20年啊。”
不爱用手机的“古代人”
做专辑《江湖》时，周华健约作家张大春写词，他老是写不出来，周华健不停追稿，张大春终于回复说：“华健啊，我3年前寄过一封信给你，那就是侠里面的情谊啊，你先把这个拿去写一写吧。”那是一首《金缕曲》，周华健痛苦地写了三四个月。然后张大春又丢来很难的《泼墨》，周华健又写了三四个月。之后这样你来我往，共12首。
“有点儿高手过招的感觉，一个出题，一个答题。”周华健说得兴奋起来，“像电影里的侠，叮叮当当打起来，然后说，真的很高兴认识你，终于见识到你的功夫不错。”
他们总在张大春家附近的小面馆谈天。喝完酒，张大春会排出笔墨，写起字来，让周华健觉得自己一瞬间去了明朝。周华健说：“我真的好想找一天跟他，他拎着纸笔，我拿把吉他，带几瓶好酒，我们跑去一个楼台，要有河的，有一点点渔灯，他真的给我写。我不想醒过来。多少钱都买不到的。”
某种程度上说，周华健过着有些“古人”的生活。他只有一个老古董手机，上网当然是不能的，短信他也不会看。这个手机号码只有他太太和小孩知道，连助理都没告诉，而且他还经常不开手机。“他们要是找不到我，可以打给我助理，我就会回电话过去。不喜欢手机是个性的关系。有的人就喜欢手机，一路响，可以用手机处理很多事情。我如果成那个样子，会毛毛躁躁的，会疯的。我在家里休息的时候，连电话响我都会嫌烦。”
不过作为一个当年为了去滚石，从台湾大学数学系肄业的“古人”，他脑子里还是多了根数学的弦。跟刘欢一块儿做《中国好歌曲》导师，聊起来4个导师能有多少种组合时，周华健马上想到了数学里的排列组合，立刻接上“4乘以3乘以2”。大家一愣，问“什么东西？”
“华健是一个侠”
主持人华少在正式做主持人之前，曾在演出公司工作过一段时间。他记得2003年他们在杭州做一场群星拼盘演唱会，周华健是嘉宾之一。因为不可抗力，所有大型聚会被迫取消，包括演唱会。七八组艺人里，只有周华健一个人退回定金。“这笔钱给了我当时所在公司一条生路，因为我们把资金都垫出去了，如果没有你退回的钱，我们基本上就要关门了。”华少在一次节目里对周华健说。周华健合掌弓身：“这样我反而是赚了。这不是江湖吗？三杯然诺，五岳相形比较轻。”
他喜欢这种合约外的舒服。他说：“我跟滚石有很长一段时间是没有合约的。我觉得那种感觉很好。中间有几次，销量很好的时候，有人出到几百万美金让我跳槽，我也没跳。为什么我们每一件事情都要白纸黑字？不行的话你又怎么样。不信任的那种感觉，多差啊！”
《江湖》里的“侠”，周华健总解释说是李白的那种侠，但他会跟自己的小孩讲，只有李白有条件做到，什么千金散尽还复来，他白纸写一写就是钱，可以换酒喝，你做得到吗？你要去潇洒之前，麻烦先看看自己有多少斤两呀。
《江湖》快做完时，张大春对周华健讲了句“华健是一个侠”。周华健一边说没有啦，一边很受用。
他看电视上的选秀节目，最不愿意看到有人被“毒舌”摧毁，这种时候就立刻换台。他觉得唱得好听也是唱，唱得难听也是唱，每个人都有这个欲望，不应该被这样抨击，所以他推掉了好多歌唱比赛的评委。
他开车载着爸爸在台北转悠，下大雨转弯，一辆摩托车过来，他就慢下来。爸爸称赞他能让摩托车。他说没有，不是让不让的问题，是我以前骑过摩托车，我知道在转弯的地方，大车很喜欢压过来，就很难转弯。
谈起那段日子他都在笑，包括骑摩托车那个年代，他脸上总有一道一道的小疤痕，他很奇怪为什么，后来发现下雨天雨水跟砂石会被车甩上脸来，手一抹就弄破一道。“我觉得常常笑很好，如果周围人能被感染到多好。但这也有人不喜欢，可能觉得你神经病。”他又哈哈笑。
当被问及“如果用几个词概括自己，你会用什么”时，他想了想说：“词不忆，且滋味——很多事情不一定都记得，词都想不起来，可是很有味道。人生也不过是这样子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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