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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4-12 11:02:44
来自： 中国江苏泰州
从写家乡的芸芸众生起，就想到写三舅舅，但一直不敢轻易下笔写他，使我深深地困扰了好几年，很怕我粗砺的文字擦伤他那已经是伤痕累累的心灵。
三舅舅的一生似乎只做过一件事，那就是卖肉。他的前半生，我是从母亲那里听来的，后半生是我亲眼所见。
三舅舅从小跟在外公身边卖肉，那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时光。外公家的“天顺昌”肉铺在黄桥街上久负盛名。那时，镇上乃至周边乡村，凡当家的无人不说“买细筛子家的肉，二斤能多出一两来。” “细筛子”是外公的外号。我猜想，给他起这个外号，当是外公做人做事小心谨慎之缘故吧。肉铺最早是外公一个人开的，一张肉案子的一个店；发迹全靠外婆，鼎盛时，店堂摆开六张肉案子呢。那时开肉铺，下乡收猪，自家屠宰到门市卖肉，一体儿的。多次听母亲讲外婆那个发家的故事：一天晚上，溪桥乡下一家主人火急火燎找上门来，说将出圈的十八只壮猪全都病倒，一天不进食了，央求外公哪怕以半价收下，有如救他一命。外公挠挠头一脸难色。没想到外婆竟大发慈悲一口应允，立刻唤家佣丁正儿推小车一同下乡。丁正儿身子魁梧且力大如牛，一夜几个来回将猪全部运回。外婆一大早去仁源生药店买回几种消炎祛毒的药物，拌细料逐一相喂，遂守候在猪圈旁服侍观察，三天三夜寸步不离。第四天东方欲晓时刻，十八只猪竟然抖出精神抢起食来。三舅舅自始至终跟随外婆身边，心里一激动朗然蹦出一句：“天助我也，顺也昌也。”外婆接口便说：“取个店名，就叫‘天顺昌’吧！”
正如母亲说的，“从此，肉铺就像猛火烧粯子粥，往上直潽呢。”这年三舅舅已快到弱冠之年，外婆一人执掌店事家事，见他凡事肯动脑筋，做事有板有眼，便从长计议让他停了学业。那晚外婆专门备了酒席，开场白交代说：“‘三杀头’今日起回来做事，头桩事人要懂事，二桩事好好做事，更大的事要学会管事，成了人才可以给你讨老婆的。”外婆是个睿智而又严厉的舵人，总是关键时候才叫四个舅舅“杀头”的，在她心里实属爱称，如同老伴之间互称“老棺材”一样。而外婆这样称谓舅舅时脸上尽露威严，舅舅们听着时则是一脸肃然，别说在家里，那时黄桥街上无人不晓。
外婆看人不会走眼的。每逢礼拜天，外婆让三舅舅随外公下乡收猪。几个月下来，外婆考问他收猪的要诀，他竟能应答如流且有条有理：打猪听叫声，一眼看神色，可辨有病没病；紧抓住背脊皮毛一拎一捏，能知猪身膘厚膘薄；托住腹部肚裆一搓一揉，能晓腹中食大食小；大秤一横，可估宰后出肉多少。每天宰猪都在天亮之前，动刀放血，开膛破肚全是屠夫的事。外婆只让三舅舅专管烫猪，因为毛脱不清爽肉没卖相，又常被忽略。他细心观察多日便定了章法：宰后一定要即烫，水温一定先试手，猪要烫透在于多打滚儿，刮毛要快，如同趁热打铁。其实外婆心里明白，烫猪的事家里谁人都懂，就是做事忽略了章法。店里卖肉最是撑门面的事。三舅舅三个月就能独自掌案了。半年下来，连外公这把老手也是刮目相看。片猪上了案台，三舅舅便按其部位，顺其关节一番斧落刃游，支解分割得一清二爽，遂有序摊开，任挑任选。买客上门，轻声问一句“派什用”或是“怎么吃”。选肉自有讲究：红烧肉首选前夹心，做肉圆配上五花肉，炒精片割下里脊肉，小炒肉拿下短肋条，产妇吃的汤给眉条，家常炖的汤剁蹄髈，喜庆的礼肉选长肋，腌制风干的拿后座……这一问一选，买者便乐滋滋地微微点头，抑或唇齿之间吐出一两句恭维话来。三舅舅从不搭话，只管肉一铆，秤一钩，杆一横，手一拨，抬手之间立马报出价来。难怪，每天六张肉案子一齐开卖，都是三舅舅抢先卖完。然后自娱一句：“冇了，明天请早！”顺手将案台洗刷得一干二净。外婆只是乐呵在心里，与三舅舅各自心照不宣。
不出三年，外婆兑现了给三舅舅讨老婆的许诺。三舅母是东大街老泰和药店的孙家二小姐。相亲这天，她是站在柜台里面亮的相。瞒不了外婆的那双眼睛，一回到家便感叹着：“啧啧啧，门也当户也对，就是脚下垫了小凳看上去还是矮了点。”偏偏情人眼里出西施，三舅舅看了一眼就慌了神，铁了心，脱口便说；“九天仙女我不要，偏要妹妹一个人！”外婆开明，顺了三舅舅却有言在先：“自定的主张，往后怨不得人的。”那时，四个舅舅相继成了家，大家庭一起过日子。但外婆有规矩，店铺可以雇人做事，各房的家事一律自理。三舅母毕竟是有钱人家的小姐，在家得宠惯养，一双小脚摇得悠闲，十指尖尖不沾事儿，一连生了两个儿子，遭罪受累不说，还得挨骂受气。憋着满腹的委屈无法摆脱便成了恐惧，她惧怕再怀上孩子。一次次求饶着拒绝三舅舅同枕共眠，央求他重去找个女人，进而发展成不让三舅舅进房就寝。她紧闭了一扇门，也为三舅舅开启了一扇门。不久后，三舅舅悄悄地重新找到了他的另一半，另起了炉灶。那时，外公外婆年岁已往高处走了，外婆审时度势，把家分了。
三舅舅的新家住在布巷街，与陈家大院紧邻，另一半叫闾氏。他们共度的那段时光，有点像董永与七仙女那男耕女织的融和和甜蜜。三舅舅依然是披星戴月忙他的老本行：下乡收猪，宰猪卖肉。一到冬天，早早晚晚地忙着灌香肠小肚，炸蹄筋肉皮，辛苦劳累不在话下，生意总能顺风顺水。闾氏接二连三生了二男四女，家事一人独自操持，早早晚晚地与三舅舅夫唱妇随。这段姻缘只延续了十六个春秋，最后一个孩子生养时，闾氏难产大出血没救得过来。恰恰是一对半路夫妻，两个苦命之人。
闾氏是建国初工商业改造运动这年走的，三舅舅顺潮流关了肉铺进了合作商店。这让他省事省心多了，每天只管执斧子卖肉。凭他一把好手艺，满脑子的生意经，这是易如反掌的事。大跃进那年，经层层选拔他是县里唯一去扬州参加技术比武的，拿了名次得了奖状还戴了大红花。那些年，三舅舅看上去活得很悠哉：晨起一壶茶，中午睡一觉，晚上一把澡，加上一天三顿酒。我在小镇上没见过早上就喝酒的，唯他一个。那只白兰地小扁瓶装二两瓜干酒，买两只刚出炉的黄桥烧饼，往肉案角上一放，不管围着多少人买肉，他会偶尔间腾出手来，咬一口烧饼呷上一口酒。黄桥人眼里，“三杀头”活得滋润。只有母亲心知肚明，他是闾氏走后开始苦酒从早喝到晚的。公社化直到三年自然灾害那段日子，街上买不到酒，他憋得慌就喝醋，或是酒精对水喝。母亲于心不忍，每月让父亲去求供销社主任批张条子，买四小瓶酒给他过点瘾。
文革期间没有学上，我喜欢去看三舅舅卖肉，家里卖肉的事全是我揽。刚开始只是看热闹。肉案子总是围满了人，男女老少都叫他三老爹，那么多的人他晓得谁先谁后，一句“怎么吃，要多少”，便低头剁肉，抬眼看秤，一口报出个元角分来。在我看来，卖肉是件快乐的事，但他常常会生出烦恼来。买肉的心理不要猜，一定是肉要好、骨要少、秤要翘。三舅舅难了，黄桥就这大，一看面孔，一说舵人叫什，都是熟人；三舅舅老兄妹六个，儿女八个，一个庞大的家族体系，谁不想“近水楼台先得月”；最怕见到刁蛮的小女人上门，他会不住地挠挠一生不改的光头，六神无主的样子。记得一次我去买肉，他正挠着头，一见到我就发起脾气来：“今天是什好日子，凑热闹非得今天吃肉不可！”还有一次，给那官太太选了快好肉刚上秤，对方金口开了：“三老爹，这骨头过嫌大呀？”三舅舅是熬不住了，愤然一句：“惹瘟猪子，为什不光长肉，偏要长这大的骨头呢？”我目光一扫，两个人的脸都胀得红红的，各自心里不爽着。
其实，最让三舅舅烦恼困惑的，是卖肉折秤的事。记得是文革开始那年的中秋节，晚饭后三舅舅散步来家里坐坐。母亲递茶时说：“舅老儿呀，今天买的肉回来我过秤了，三斤少了三钱呢，妹子不为别的，红卫兵正闹着呢，大家都要处处小心点。”三舅舅立马堆起一脸苦笑，长叹一声：“哎——妹子，店里给你是有斤算斤结账，我难啦，一片猪卖上百人，分折；早上的肉卖到日中，风折；最怕是卖冻肉，一化就折。买到家一斤折一钱正常的，我对妹子也只卖平秤。”说着人站起来声音大起来了“不是天顺昌那个时候啦，秤翘翘的私家作主，现在为公家做事没得理讲！”“吁——小点声！”母亲随即掩上了门。看得出三舅舅说着时心里很纠结，直到离开，脸上没露一丝笑容。
文革后期的那场“一打三反”运动，人人过关，人人岌岌可危。多吃多占有个退赔的计算公式：烧饼店每人一天一只烧饼，油条店每人一天一根油条，饮食店每人一天一只包子……重点对象进黄桥小学的封闭式学习班。母亲放心不下，托熟人带进去一包吃的给三舅舅，将一小瓶酒夹在里面，说是给他壮胆消愁的。三舅舅回来说，他是夜里躲在被窝里喝掉的。从那以后，三舅舅依然每天还去卖肉，血压愈来愈高，脾气愈来愈坏了。那天早晨，镇郊的那个人家有喜事买三十斤肉，挑肥拣瘦费了很多口舌，三舅舅一上火说了句让人忌讳的话。这人气愤着走的，下午跑去镇上的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告发，说三舅舅短了他半斤秤，三舅舅当即被找去谈话。那些人跟学习班里的人一样，很凶，一口咬定这是真的。三舅舅有口难辩，心里一急又受了恐吓，回来没几天就患上脑溢血中风，没救得过来。
母亲一直抱怨三舅舅，生意再难做也不该出言伤人，况且人家是办喜事，只能说口彩，不可说杂话的，说“三舅老儿这把年纪犯大忌了。”其实，那买肉的人家也嫌过分了点，不该这么以怨报怨嫁祸于人。事发后，母亲曾托友人去这户人家打个招呼，也为了解真相弄个明白。果不其然，恰是人家为了出口怨气的。母亲恍然大悟那一刻，跺着脚好一阵子没缓过气来，但一切已是于事无补。
三舅舅卖了一辈子的肉，走的这年七十岁，死得很悲，他的灵魂一定没有能安妥。有一点我可以断言：三舅舅一辈子是个商人，但他与“奸”无关！我借外婆的口吻说一句：“三杀头”你是好人，安息吧！
来源：《黄钟》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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