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的真正复兴还需要全体国人今后几十年的不懈努力(转帖,题目是偶加的)

吴建权

预言中国崩溃“专家”成国际学术界笑柄

我是个幸运的人。从1983年起至今，以各种身份陆陆续续走访了105个国家和地区。这段时间也正逢中国的迅速崛起。实际上，不管你是否使用“中国崛起”这四个字，国际社会似乎已普遍接受了这个概念，而且从我的观察来看，大部分使用这个概念的人对中国幷无恶意。至于印度是否真正崛起，国际上还有争论。但对中国的崛起，世界似乎已形成了共识。

　　特别是当你置身国外，你会感到中国的崛起几乎是一个无处不在的事实。我出访的第一个国家是泰国，时间是1983年4月，当时泰国还鲜有来自中国的客人。我下榻的饭店经理用怀疑的眼光打量着我：“你真的来自‘红色中国’？”。而今天，中国游客早已成为泰国最大的客源。

　　10年前我到台湾访问，在台南市中心一家餐馆吃小火锅，老板娘听说我来自大陆，惊讶的盘子几乎掉在地上：“你跟我们长得一样啊？”而今天，台湾很多计程车司机都会说：“听说大陆进步很快呀”。

　　实际上，整个中国周边的地区，从朝鲜，到韩国，到香港，到泰国，到越南、老挝、柬埔寨，甚至到澳大利亚，几乎一夜之间，中国游客就成了他们最大的客源。台湾还没有对大陆真正开放，如果开放的话，情况也会一样。随之而来的就是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人民币几乎都可以兑换了。

　　在欧洲，“中国热”也一直持续着。除了商店里都有很多中国制造的产品外，带有中国文化元素的东西，从中式老家具到老子的《道德经》都很受欢迎。瑞士的名牌表店，家家配上了华人职员。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现在每周有54个航班直飞北京、上海、广州、香港，上座率近百分之百。从布鲁塞尔到巴塞罗那，从慕尼黑到阿姆斯特丹，从巴黎到伦敦，与中国崛起有关讨论会一场接一场，让人应接不暇。最近参加了在里斯本举行的中欧论坛会议，葡萄牙总统致词强调：“欧中关系的前景无比开阔”。

　　拉美情况也类似。我到巴拿马参观闻名世界的巴拿马运河，巴拿马和中国还没有外交关系，但运河管理局的经理一听我来自中国，便为我一人单独介绍了半天这条运河的历史和今天，最后说：“我们早该和中国建交了”。我到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租车司机问我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我说“中国人”。他以拉美人特有的夸张口气说：“中国人来了，我们的问题都可以解决了”。在巴西，一位多次访问过中国的学者对我说：“二十年前，上海比不上圣保罗，现在圣保罗比上海落后了一大截”。

吴建权

消除贫困在国际上历来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难题，但中国仅用了短短二十多年的时间，经济规模扩大了十倍以上，近3 亿人脱贫，成了世界上第一个提前实现联合国2015年极端贫困人口减半的“千年目标”的国家，而且整整提前了12年。我在发展中国家讲学，一提起中国的这项成就，听众甚至会自发鼓起掌来。虽然我们还是比较低水平的脱贫，但你只要去任何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看看，大部分国家在过去30年里，经济和社会发展停滞不前，甚至政治动荡、战乱不止，人民生活水平没有下降就不错了。

　　正因为这样，今天的非洲也特别关注中国。莫桑比克工商部官员对我说：“我们欢迎中国的投资，越多越好”。我到坦桑尼亚的第二大城市阿鲁沙，旅店经理与我开玩笑：“只要中国人每人捐给我们一分钱，我们国家就现代化了”。在约翰内斯堡，一个黑人教授对我坦言：“非洲很难重复中国奇迹，因为上层没有邓小平这样的领导人，下层缺少中国人那种吃苦耐劳的精神”。一次在内罗毕谈中国发展模式，一位听众问：“中国出口到非洲的产品质量不怎么好，这是什么原因？”没等我回答，会议主持人、肯雅塔大学的校长就说： “过去日本产品的质量也很差，中国很快就会赶上来的”。讲座结束，我坐上计程车回旅馆，司机听说我来自中国，对我说，“中国货质量还不错，但中国人建的路更好，车开上去真舒服”。　　

　　对于中国的崛起，除了赞誉之外，也有不少担心、疑虑甚至反感。我去意大利米兰做访问教授，一位当地学者私下对我说：“很多意大利人害怕中国人：中国人来了，把经营不下去的杂货店和餐馆都买下，然后开意大利餐馆，卖比萨饼和面点，比我们意大利人做得还好，还便宜，再加上偷税漏税，我们怎么竞争？”意大利和西班牙后来都出现过针对华人的骚乱。

　　有一次我去巴塞罗那开一个讨论中欧关系的学术会议，见到法国前总理法比尤斯，他对我说：“我们欧洲人心里真是有点害怕中国，不是担心你们要打仗，而是担心这么一个问题：除了需要人与人直接接触的服务外，在几乎所有其他的领域，中国最终都可能成为我们的竞争对手”。我最近去非洲也有这样的感觉，随着中国在非洲影响的迅速扩大，不少当地人开始抱怨中国产品损害了非洲的民族工业，抱怨中国人不与当地居民接触。

　　今年10月在日内瓦一次讨论亚欧经济制度比较的研论会上，一位丹麦学者甚至提醒“欧洲经济要当心‘中国化’”。他说，“你看，欧洲现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企业都是小公司，现在很多小公司的经营方式越来越不规范：不开发票、非法雇用东欧工人、节假日也干活”。另一位学者则持异议：“这是欧盟扩大和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竞争使然。中国的企业倒是在从不规范走向规范，否则中国不可能吸引到这么多的外国直接投资，而欧洲企业则需尽快摆脱许多不合时宜的规范，否则欧洲将失去国际竞争力”。

吴建权

美国人对中国崛起的心情更是复杂。我前年到纽约出差，住在曼哈顿尚东区的一所公寓里。临走时，我的美国房东老太太以略微犹豫的口气问我：“现在我们是朋友了，你能不能坦率地告诉我：中国和美国之间以后会不会打仗？”。老太太在朝鲜战争时期是美军护士，毕竟是过来人，知道中美交恶对双方带来的代价。美国近期的民意测验表明近三分之二的美国公众认为美国应该和中国发展互利合作的关系。但一位资深的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私下对我说，美国一方面感受到了中国的崛起已势不可挡。但另一方面，又总觉得很难接受一个不信上帝的民族，一个“共产党国家”竟然会成功，竟然要与美国平起平坐。与欧洲相比，美国的宗教势力影响更大，意识形态色彩更浓，这也影响了很多美国人对中国事务的判断。

　　美国研究中国问题的人众多，但对中国前景误判的人也最多，不少所谓的中国问题专家先是预测邓小平百年之后中国要大乱，后又预测中国会像苏联一样解体。有一个叫章家墩的美籍华人六年前出版了一本名叫《中国即将崩溃》的书，还上了《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榜。他认为中国政治经济体制将在加入世贸组织的冲击下迅速走向崩溃，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六年之后，中国非但没有崩溃，而是通过改革开放和体制创新，经济总量又翻了一倍，经济规模接近世界第三，中国还成了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和带动整个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火车头。现在回头一看，不是中国崩溃了，而是这些唱衰中国的观点崩溃了。今年四月，在巴黎一个中国问题研讨会上，一位学者不经意地提到了章家墩的名字，会场发出一阵笑声，一切尽在不言之中，他成了国际学术界的笑柄。当然，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仍有不少人死抱住僵化的意识形态不放，天天盼望着中国的崩溃，那也没有办法了，就让他们去吧。

　　很久以来，中国总是对发达国家说：我们人均收入比你们低很多，赶上你们还早着呢。但西方很多人，特别是工商界人士往往不这么看。他们说：你们人民币的汇率是扭曲的，不能反映中国人的实际生活水平。你们沿海发达地区在硬件的很多方面已接近，甚至超过了发达国家的水平。你们内地的发展速度也不慢，和沿海正在形成一种良性互动。你们的沿海地区就有3亿多人口，如果你们沿海地区2020年达到今天葡萄牙的水平，这不是不可能的。那光是中国沿海地区的经济规模就会大致等于今天的欧盟。西方持续不退的“中国热”很大程度上与这种研判有关。

　　令人欣慰的是中国人自己十分清醒。中国知道自己面临的各种严峻挑战：遏制和消除腐败、缩小贫富差距、建立社保体系、推动生态文明、推进法制建设和政治改革、确保中国的长治久安等等。中华民族的真正复兴还需要全体国人今后几十年的不懈努力。我们不会为国际社会的种种赞扬而忘乎所以，也不会为任何暂时的挫折而垂头丧气。

　　中国迄今所取得成绩还只是初步的，还有很多问题要解决，笑在最后才笑得最好。这种清醒姿态的背后是一种新的民族自信心：通过过去几十年的努力，我们已经基本上摸索出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主要思路和路径。不管我们今天面临多少挑战，我们还是处在1949年以来最好的时候，处在近300年来最好的时候，而且处理各种问题的资源和回旋余地都是前所未有的。我们可以冷静从容地应对各种挑战，继续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推进这人类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现代化事业。

吴建权

美国正在重走苏联灭亡之路

现在的情况是，世界所有资金都无法填补美国这个大窟窿。

    米哈伊尔说美元的下跌是历史的必然，虽然会有短暂的回升，但这不过是对美元宣传
攻势起到的作用。米哈伊尔说，美国的经济是建立在负债基础上的。

    在70年代初，为了加紧研发现代技术，美国出现严重财政赤字，1973出现石油危机，苏联担心无力独控世界，主动向美国示好向世界市场出卖石油。美国搞垮苏联靠的也是技术更高一筹。现在，美国需要120亿美元的消费市场来为进行下一步的技术开发“买单”，但地球上根本没有这么大的市场给他。正如苏联灭亡一样，美国没有巨大的消费市场来支持其科技研发的耗费。

    危机的种子是美国在贷款给美国人购买大量商品时候种下的，贷款——消费——研发新型科技。这个链条在贷款开始时就已出现裂痕。比如美国人贷款买房，第一个人银行给他贷款，第二个人再贷款，如果银行没钱的话就会把第一个人的抵押款给第二个人。第二个人再用这些钱或买房，或投资，等于这笔钱被无数放大。这如同赌注，银行赌的就是房价不断上涨。如果银行收不回钱，可以卖出抵押的房屋。现在，房子突然不再贵了，人们也不想买房了，大家也没钱换债了，美国银行也就陷入危机。美国现在不断发行新的货币，来弥补旧债，事实上，美国的货币根本就没有东西可以作为保障。现在美国累计有50万亿美元债务，是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4倍，且以每年10%的速度递增，生产速度为2%。所以美国不再发行新债根本就不可能弥补旧债。现在的情况是，世界所有资金都无法填补美国这个大窟窿。

    苏联只是比美国提前“崩溃”而已

    米哈伊尔说，问题的关键不是美国而是美元，世界上80%的经济结算是建立在其上的。美国占世界经济的2成，耗费占4成，一旦印钞机停止印美元，美元不再是世界货币，那么世界经济将减少2成，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灾难。西方人只是给消费者贷款，而非生产者，而且只给那些购买他们国家产品的人，这等于通过外国人来支持本国生产。

    美元不断贬值，那些手里有美元的人会将美元变成石油或黄金来保值，所以黄金和石油会更加值钱。一旦美国金融危机全面爆发，石油会马上跌价，俄罗斯日子就不会好过，因为靠石油过日子的好时光一去不返了，因为其粮食一多半要靠进口

吴建权

民主的灾难-----比赛毒舌和狡计.....



／誓言和口号喧天，内容却空洞无物，这是近年台湾民主的灾难。政治除了比赛毒舌和狡计，似乎已没有其他作用，尤其无能解决问题。  

　　政治功能的沦落，追根究柢，有三个“劣化”现象值得注意：一是民主的过程被压缩到仅剩“选举”，二是人民的参政权被剥削到仅余“投票”，三是政党存在的目的只剩下“攫取权力”与“分赃”。如此压缩与矮化的民主政治，变得扁薄如纸，政客只要在选举之际肆意操弄，一旦得逞，即可假民意之名取得权力，然后反过来凌迟人民。  

　　台湾联合报今日发表社论说，这正是台湾民主最大的吊诡：人民投票当“一日头家”，然后将自己卖身给政客当“四年奴仆”。亦即，民主的选举手段，结果只提供了贪腐政客的任期和滥权保障，人民的“宪”政权利却全遭抹杀与贬抑，以致民主只是虚有其表。因此，如果人们只注意到台湾经济空洞化的可悲，却看不清台湾“政治空洞化”的危险，那么，在即将来临的两项选举中，极可能再度掉入语言和口水的陷阱，又丧失四年的自由之身，台湾的繁荣和民主也就更难翻身了。

社论说，观察近月来政坛的“语言堕落”现象，不难发现其反射的正是更真实的“政治堕落”。首先，从“内阁”官员谈论物价开始，一堆何不食肉糜的“晋惠帝”浮现，乃至谢长廷将经济比拟为“猪狗鸡”问题，皆反映了执政者对民生毫无悲悯之心。其次，陈水扁与吕秀莲对民众的不满大肆“反呛声”，甚至出现“太平洋未加盖，可以游去中国”等恶言，显示傲慢的“公仆”已摇身变成苛虐的“主人”。其三，陈水扁最近扬言要戒严、延期选举及撤换地方选务主委，那不只是恫吓人民，亦是恫吓政府体制内的公务人员，将台湾带向裂解和倒退。主政者滥权、滥言至斯，与其治台赤字劣绩确实“相映红”。
  
　　在任何民主国家，元首一言一行均得谨慎深思；唯独在台湾，陈水扁可以随意叫嚣谩骂，任意反覆其词，乃至恣意嫁祸给媒体、名嘴和在野党，自己却不负任何责任。在民主国家，总统发表的言论就是政策；在台湾，陈水扁的话却经常要由左右收拾、粉饰，甚至可以随时改口、自己回收。政策如此朝三暮四、阴晴不定，政府官员再怎么聪明敏捷，也不可能抓住正确方位。更别说，人们在这些摆荡不定的事务上所花费的人力、物力、时间和才智，足以建立一个“国家”，此间当权者却将之用来耗弱一个“国家”。  

　　社论指出，最近有人比较两岸政治，形容是“工程师治国”与“律师治‘国’”的对比。亦即，以“完成任务为目的”的工程师养成文化，对照以“诉讼、争辩”为主的律师教养，形塑了两岸截然不同的领导风格，从而决定了两岸近年的发展取向。这项描述对两岸的时空条件也许过度简化，对多数具有学养的律师也不公平；但用以形容陈水扁的善辩、好讼、工于言词却缺乏始终如一的信念，却极传神。某种类型讼棍的生存术，是寄托在他人的纷扰和争端之中；陈水扁治台，表现的不正是这样的争斗哲学？

吴建权

中国航天技术集团公司总经理马兴瑞12月2日透露，“神舟七号”载人飞船已进入整船综合测试阶段，我国新一代运载火箭已突破众多关键技术。

　　马兴瑞同时表示，我国将在2008年发射”神舟七号”载人飞船，届时中国航天员将首次出舱进行太空行走。马兴瑞说，目前，气闸舱等核心技术难关已被攻克，整船已进入综合测试阶段，用于发射“神舟七号”飞船的“长征二号”F火箭预计在今年12月底前完成全箭总装。

　　德国《柏林日报》3日评论说，太空漫步是中国航天事业继“东方红一号”、“载人航天” 、“嫦娥一号”之后的第四个里程碑，也是中国国家实力不断增长的标志。

技术难关已经攻克

　　《柏林日报》在报道时提到，此前不少西方专家曾不止一次对中国太空漫步的技术表示怀疑，这将是一个耗资巨大的工程。的确，由于“神舟七号”将第一次实现中国宇航员的太空行走，对技术的要求可想而知。据专家介绍，航天员能否从舱内气压骤然适应真空环境， 气闸舱和宇航服是关键点。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研究员尹怀勤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介绍说，一般来说，航天服会安装动力装置和“安全带”。人类在地面上行走，靠的是脚与地面的摩擦力，但太空中就不能用这种方法了，要想向前后移动或者向左右旋转，就得依靠航天服上的动力装置，这种动力是利用火箭发动机的反推力来实现的。另外，初期进行太空行走，一般都需要“脐带”来连接飞船和航天员的舱外航天服，防止航天员飘走。

　　而由于航天服内的压力比正常情况下低，有可能会使人体组织内的氮气释放，在血管内形成气栓，导致减压病，甚至危及人的生命。因此航天员在穿好航天服以后，必须在气闸舱内充分吸氧，协助工作的航天员回到内舱（即轨道舱），关闭内舱门，然后气闸舱开始泄压到真空，与飞船外的真空状态保持一致，此时航天员可以出舱活动。而完成舱外任务回到舱内时，还要对航天服进行一定的减压，再对气闸舱充气。对于这些技术，其原理是人所共知的，但涉及到具体的应用，各国的技术都是保密的，而我国在神七上应用的技术也完全是自主知识产权。

吴建权

太空行走是载人航天的一项关键技术。美国人曾通过太空行走修复了“天空实验室”、“太阳峰年卫星”和“哈勃”空间望远镜。苏联航天员则通过太空行走修复过“礼炮号”空间站和组装、维修“和平号”空间站。太空行走是我国“载人航天三步走”中第二步的重要内容，如果太空行走成功，我国还将进行飞船与空间舱的交会对接试验，为载人航天第三步———建立永久性的空间试验室打下技术基础。

　　第一个实现太空行走的是苏联人。1965年3月18日，苏联宇航员列昂诺夫成为第一个太空行走者。同年6月3日，感觉受到侮辱的美国太空总署赶紧将爱德华-H-怀特送上太空。目前宇航员已实现了近百次太空行走。

　　值得注意的是，苏联和美国都是在第8次载人飞行的时候进行太空行走的。而我国则是在第三次把航天员送上太空的时候就将进行太空行走。尹怀勤表示，我国出于国力的考虑，在航天上的投入不及美苏，飞船的发射频率不可能太高，这就要求我们每次发射都要在空间技术领域向前迈出一大步，经过两次载人航天，我国已经具备了太空行走所需的技术储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