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钟》第二期：民歌的“红枣” （作者：60届校友 刘鹏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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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原来在西街小学上学。一九五八年夏，就要上五年级时，因为西街扩街，校舍减少，我们部分同学被分流到黄桥小学。那年我九岁。
　　我们的班主任是语文老师洪华，人长得很帅，字写得也潇洒。一张年轻富有激情的脸庞，一口字正腔圆的普通话。现在回想起来，他的范儿，既有大跃进时代特有的浪漫主义色彩，又有些小布尔乔亚式的文化优越。大跃进打乱了教学秩序。那时半天学文化，半天勤工俭学，我们“生产”过化学浆糊，去窑场和泥做过砖坯。那时，大跃进民歌方兴未艾。洪老师的语言风格自然带着这类民歌语言的夸张和浪漫。少年时代的我们很受用这类豪言壮语。那些日子，我父亲也在供销社夜以继日地又写又画，诸如“吃饭不要钱，想了几千年，今日实现了，快活上了天”“桃红柳绿映窗纱，人民公社美如画”之类的招贴画，贴满了仓库、店堂。

　　这样的老师，这样的环境，熏陶着我的爱好，影响着我的写作兴趣。那年一场大水，冲垮了北关桥。重建时，易名为跃进桥。我的灵感由此而生，便写了一首民歌发给当时的《江苏文艺》。一共八句词儿，大意是：工人过了跃进桥，赶英超美干劲高；农民过了跃进桥，千斤担子肩上挑……有一天，洪华先生来到我家告诉我父亲，《江苏文艺》打电话来了解我的情况，询问这首民歌是不是创作的。如是，他们要发表，如是抄袭及早说明。否则即是发了，也要公开批评追回稿费。如此郑重其事，是因为我投稿时后面写了年龄：九岁。后来不久，洪先生不知何因，突然离校不再任教。这件事也就没了下文。这首民歌只能算是“疑似”发表了。许多年后，我有一次遇到陆苏菁老校长，询问到洪华先生当年因何离去，他印象中好象是为了挪用20多块班费的事，被处理回家。现在看来这样的黑色幽默似乎有些残酷。一个年轻富有才华的教师，为了一点微不足道的“经济问题”，便被断送了前程，这是时代的悲剧，还是个人的不幸？不知洪先生今在何方，如有熟悉他的朋友，请带信代为致意，学生想念他！
　　另一位对我的写作多有帮助的是张岳先生。上六年级时，他教语文。先生为人豪爽，授课激情，快人快语，有声有色。据说先生颇为好客且有些恋酒。小酌后，脸色更红润，声音更洪亮。他对我的作文多有褒奖。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学校购买了一部分图书，送到各个班级供大家借阅。大抵是人手一册，不让挑选的。我那时个子矮，坐第一排，一堆书便放在我面。按次序发放，我便是第一个。先生准备发书时，忽然发现最上面的是薄薄的几册，他似乎想起什么，抽出最下面的最厚的一本《红旗歌谣》放到最上面。这本书倒是很合我胃口的。后来其中的大跃进歌谣我几乎全能背下来。 记得考初中的作文，我便是以一首民歌收尾的：火红的太阳当头照，金黄的麦子迎风摇……平心而论，避开政治的原因不说，其中的一些作品在艺术上不乏可圈可点之处。作为民间文艺，泥土气息，草根情味，倒也切合那个时代的氛围。面对我个人来说，正是这些简单的民歌的引导，让我对诗歌产生了兴趣，继尔又激发了对文学和戏剧的创作热情，并以此作为自己的终生职业。
　　我和张先生的最后一次见面，是我担任泰兴歌剧团业务团长，带队去黄桥演出《王老虎抢亲》之际。他找到我要买几张戏票，我送了四张给他，并对先生说，权当学生的一篇作文，你只管批阅。
　　回忆童年往事，不光是感佩于童心的纯洁，童趣之天真。最感动的是，一点童年的爱好兴趣，被老师“拾到红枣当火吹”，从而得以照亮一生时光。
　　谢谢母校，谢谢恩师！

来源：《黄钟》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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