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冠南，名宗干，字冠南。1904 年出生于黄桥镇横巷村，其父黄家瑜，字宝传，为清末监生，泰兴县县董，赫赫有名的“横巷八大家”之一。黄宝传生有四子：黄海南、黄楚南、黄炳南、黄冠南。黄冠南排行老四，自幼精明聪颖，受到黄宝传的格外宠爱。 黄冠南十四岁即只身赴南通，就读城北高等小学，并先后负笈北京正志中学、上海浦东中学，1927 年毕业于吴淞中国公学大学部。是年冬，东渡日本。次年10 月，在堂叔黄辟尘资助下，入陆军士官学校，和他一道负笈东瀛，进入陆军士官学校学习的泰兴同乡有朱作人、赵方城、王家珩。 1930 年7 月黄冠南毕业归国。在张学良“大医医国”的思想感召下，经王抚洲（后任台湾经济部次长）介绍，黄冠南北上沈阳面见张学良。初出茅庐的黄冠南表示：“东北介于日俄两强敌之间，将来一定多事，我所以来东北，是觉得报国的机会较多……”张学良对黄冠南的表态给予肯定，希望他“本着你爱国的热忱，好好努力”，并派遣他到天津工作。张学良的二弟张学铭时任天津市长兼公安局长，黄冠南到天津后任公安局保安总队总教练官、主任参谋。保安总队编制很特别，下辖三个大队，每大队七个中队，还有装甲车队及骑兵一个排，队员大都有实战经验，实力远比一个团的正规军强。由于时任保安总队队长的王一民在公安局内身兼三职，总队业务平日甚少过问，故均交由黄冠南代为处理。与黄冠南同行去天津公安局保安总队任教官的还有奉天新民人孙铭久（黄的同学好友，1936 年任张学良将军卫队营长，西安事变时奉命在华清池活捉蒋介石，解放后任全国政协委员）、奉天西丰人解方（黄的同学好友，解放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军委训练部副部长、解放军第一少将）、贾陶（原名贾国辅，解放后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副司令、炮兵学院院长）。黄冠南特别重视对官兵的精神教育，在他的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记载，保安总队训练“特侧重仇日心理的建立，”“集合后，讲话非常简单，几乎是公式的谈话，大意是：‘当今中国的仇敌是谁？’士兵们答道：‘日本鬼子’，再问：‘一旦日本人要越界侵犯我们，怎么办？’答：‘杀，杀，杀。’” 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1931 年11 月，日军南下，进犯锦州。臭名昭著的中国通、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秘密从东北赶到天津，策划天津便衣队暴乱，企图以中国人打中国人，推翻天津地方政府，建立伪政权。 11 月8 日，黄冠南接获保安总队第二、三大队报告，日军便衣队预定当夜发动袭击。黄冠南召集三位教练官举行会议，谋划应变准备，并请示上级采取紧急措施，于当晚宣布临时戒严，断绝与日租界的交通。日军知我方有备，迅即提前发动攻击，汉奸李际春、张璧指挥便衣队2000 多人，在日军的督战下，蜂涌冲出日租界，分三路向天津市区进攻。早有准备的保安队，依靠马路上临时搭起的工事进行抵抗。凸出于日租界的怀庆里，成为双方攻防之焦点，保安第三大队一中队损失甚重，但该中队死守不退。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日军毫无进展，情急之下，李际春指挥便衣队数百人和日军若干，在多辆铁甲车和炮火的支援下，沿海河西岸由闸口进攻保安总队指挥所，防守在闸口的保安队只有两个中队，敌不过日军装甲车的攻击，情况万分危急，保安总队长王一民见势不妙，竟临阵脱逃，通过公安局门口的金汤桥，遁入对河的意租界，总队部官兵亦全部随之撤退。这时，指挥所仅剩下黄冠南与战前来访的警察教练所王教官。黄冠南对王教官说：“我决定不放弃职守，宁死不退，但你可先行离开，以防意外。”王教官深为感动，当即答道：“我虽无职守，但愿同冒此险，相伴左右，决不忍让你一人死守而离去。”黄冠南针对敌情变化，调拔装甲车和机枪增援三大队反攻。而正在前方指挥作战的解方也发现指挥部危急，立即率部从东南角和东马路向东突击，准备切断日军和便衣队向海河边的退路。这一招很见效，李际春见保安队从西面包抄过来，害怕被切断后路，马上下令后撤。 保安大队通宵苦战，日军终未能越雷池一步。王一民总队长及总队部其他官兵，见形势好转，也悄悄返回了总队部。事后黄冠南和解方等三人相约，对王一民弃职潜逃一事，为保全政府形象，绝对不向上级及外界泄露，因此王一民在舆论上便成为抗日英雄，被称为马占山将军第二，升为天津公安局长。黄冠南等四人由于上述一段隐情，恐今后与王一民不易相处，遂相约辞职，当晚即离开天津赴北京。鉴于黄冠南等人在“天津事变”中的杰出表现，政府授予黄冠南和解方等四人青天白日奖章，人称张学铭麾下“四大金刚”，张学铭也盛赞：“冠南真是好汉。”发动事变的日军头目土肥原贤二则叹曰：“想不到学生打老师这么狠。”一年之后，王一民终因另案而获罪下狱，宁向南接任公安局长，黄冠南和解方等三位教练官又重返天津公安局，黄冠南升为勤务督察长。 1933 年5 月，在日寇强大压力下，塘沽协定签字，应张学铭之邀，黄冠南去湖北省五十七军何柱国部队，任军官团长，训练所辖各师上尉以下军官。 1936 年调一○九师第六二五团第一营任营长，后为十师中校主任参谋。 1936 年4 月9 日，张学良和周恩来在延安举行会谈后，思想上 起了深刻的变化，诚心实意地接受了共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 从此迈开阔步走上联共抗日的大道。 为了整训东北军和所属部队的军官和陕西绥靖公署十七路军的军官，灌输抗日进步思想，革除“安内攘外”的亡国政策影响，周恩来建议张学良对部队加强抗日救国思想教育，张学良遂于1936 年6月末，成立了王曲军官训练团。黄冠南奉派赴王曲学习。在此期间，张学良常去看望学员，据东北军参秘室人员回忆，有一天晚饭后，谈到“九一八”日本侵略者侵占东北老家，东北军为内战流离南北，蒋介石卖国求荣采取不抵抗政策等问题时，大家的情绪十分悲愤。黄冠南热泪纵横，用沙哑的声音高喊：“请副司令领导我们走上抗日战场，拯救东北父老兄弟姐妹们于水深火热之中!”张学良将军非常感动，慷慨激昂地说：“大家的心情和意见很好，请你们相信我，我张学良国仇家恨集于一身，和大家一样不会忘掉报仇雪恨收复东北的!” 西安事变后，张、杨两将军采取三项重大措施，其中一项是成立西北联军临时革命委员会学生抗日先锋队，这是张学良改造东北军为新型部队的重要步骤。抗日先锋队相当于一个师的编制，设总队长，由孙铭九担任，赵龙韬任参谋长，陈再厉任政治部主任。下设三个支队，第一支队长邬庆霖，第二支队长黄冠南，第三支队未能成立。抗日先锋队官兵政治素质好，抗日热情高，与红军联系也很密切。因此，先锋队被视为东北军的“红帽子”部队。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对先锋队也很友好和关心，左权将军曾两次来队访问，受到先锋队官兵们的欢迎和热情接待。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背信弃义，扣留了张学良，西安方面群情激愤，强烈要求蒋介石释放张将军，蒋不但坚持不放，而且命令中央军步步西进，企图以武力压迫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就范。在此紧急情况下，东北军内部产生两种不同意见：一是以王以哲、何柱国、刘多荃等为首的高级将领，主张先服从国民党中央的命令，从渭南前线撤军，尔后要求释放张学良；二是以应德田、孙铭九为首，包括黄冠南、贾陶在内的中级军官主张要求蒋介石先放回张学良，然后才撤军，否则不惜一战。虽经多次商量，双方相持不下，且矛盾日益激化。 为了避免西安发生混乱和东北军内部再发生火并，1937年2 月3 日清晨，周恩来通过王以哲的参谋长董英斌转告孙铭九等人，希望特务团和先锋队全体官兵平安退出西安，东北军不起冲突不互相残杀。 先锋队撤出西安后，好多人去了延安，参加了红军，黄冠南随残部撤至长武县。这时，先锋队这个部队名称已引起国民党右派的普遍嫉视，为了“省掉麻烦”，参谋长赵龙韬决定改编为新一一○师。由时任西北总部粮秣处处长的张政枋为师长，把三个支队改编为两个团，乌庆霖任一团团长，贾陶任二团团长，黄冠南为主任参谋。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决意将东北军“分而灭之”。其步骤为三：首先是调虎离山。其时，东北军大部集中在陕西关中和甘肃平凉、兰州地区，与十七路军和红军联成一片。将东北军调出西北，调至安徽和苏北地区，是分化瓦解的第一步。其次，以改编为名削弱东北军的实力。第三是驱使东北军在战争中不断消耗损失，不予恢复补充，取消番号，直到全部消灭为止。对此黄冠南颇为悲观失望，就请准短假赴南京转赴故乡。 七七芦沟桥事变、八一三淞沪抗战先后爆发，全面抗战展开。黄冠南的父亲黄家瑜不顾重病在身，对儿子说：“汝现役军人也，御敌卫国，责无旁贷。”严令黄冠南克日返军。其妻的堂兄金鉽也慰勉黄冠南：“移孝作忠，此大义也，建功卫国，正精英耀武之机，尚希为国珍重！”黄冠南遂拜辞严父，抛妻别子，去淮阴五十一军报到。当年冬，黄家瑜去世，黄冠南未能还乡奔丧。 1937 年10 月，黄冠南奉派至河南潢川县，任五战区抗敌青年 军游击战教官。 1938 年11 月，一支约4000 多人的学生军队伍在广西成立。这是一个由国民党广西当局组建，得到中国共产党的大力支持，并由共产党人在其中起骨干核心作用的配有武装的青年学生抗日救亡队。黄冠南初任该军代理第一团团长，嗣缩编为两团后，调任司令部参谋长，最后缩编为学生军团时，又再任团长，直至1941 年8月。 学生军的主要任务是组织民众，训练民众，发动民众力量，协助军队作战，及推行政命等。平时深入农村，与民众生活在一起，组织儿童团，唱歌、站岗、放哨；组织青年情报组，探听敌伪消息；组织破路小组，破坏敌人的交通运输；派人参加县乡游击队、自卫队、伺机打击敌人。 1939 年11 月15 日，日本侵略军第五师团、台湾混成旅团以及海军陆战队共3 万人在我国南海北部湾龙门港登陆，广西军与日军稍一接触即溃不成军，退守两厢。日军于24 日占领南宁，矛头直指柳州、桂林、长沙、贵阳、重庆等重镇，直接威胁到战略后方。蒋介石、白崇禧急调7 个军共14 万人入桂，以杜聿明第五军为主力，向日寇发起反攻。学生军团为策应反攻南宁，组织敢死队，混入南宁策反。黄冠南集合平日行为机警，而素行忠义的学生军百余人，宣布组织敢死队的任务。会后约三小时，即有四十二人自动报名志愿参加。出发前，黄冠南为敢死队举行欢送晚会，以壮行色。有一位队员正发疟疾，黄冠南要他留下治病，但为他拒绝了，只好雇一挑夫为他肩负行李随行。同学们潜入南宁城后，在民众掩护下收集情报，打击维持会的汉奸，城内汉奸惶惶不可终日。国军反攻时，则里应外合，为收复南宁作出了贡献。战役结束后，学生军团中有十二位学生为国牺牲。为纪念这十二位学生，国民政府在南宁公园建立“广西学生军死难烈士纪念碑”，以示永垂不朽。 1940 年2 月，日军迂回偷袭宾阳，驻宾阳的学生军和日军进行了殊死血战，并在宾阳莫陈村竹林的竹杆上留下了“终有一天，我们的青天白日旗，飘扬在富士山巅”的遗书，史称“竹林遗书”。面对血战而死的学生军遗体，日本人也“深受其忠勇爱国精神所感动，乃将该竹刻有遗书一段锯下，携回日本，设案供奉。”多年后，黄冠南缅怀往事，著文叙述当年学生军奋战事迹，以慰成仁烈士的忠魂。 1940 年6 月，日军大举向龙州越南进犯，同时，国军亦正积极准备反攻。学生军团奉命派遣第二大队潜入敌后上思一带，策应国军反攻。该大队进驻左江附近之祟善县，进行待机潜入的准备。其时，少数队员生病，大队长曾劝令返回后方休养，团员们不肯后撤。黄冠南诚恐有轻率行动之虞，反复告诫“须缜密准备”，作出“先派人到上思连络，及调查邕龙路一带日军活动情况，尽量利用夜间之间隙行动”的指示，最大限度减少了部队的伤亡，确保了任务的完成。 对于学生军和黄冠南的工作，历史给予积极的评价。2004 年8 月，广西区党委党史研究室征研二处编辑，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韦章平著《风雨人生》一书中写道： ……学生军团，共1148 人，团长叫黄冠南，原一团的团长，原是东北军的军官，为人正直，颇有些正义感，积极抗日，支持进步。副团长陈平，广西师专生，是个中间偏左的人。政治部主任靳为霖，是中共地下党员。在新成立的大队、中队中，指导员大多数是地下党员和进步分子。 黄冠南在学生军的所作所为，引起了国民党右派的不满和注意，1939 年秋天，黄冠南任广西学生军第一团团长，驻守广西平乐县境时，国民党中央党部派员密查黄冠南，准备裁撤学生军。幸好调查大员中央党部魏总干事实事求是，加之黄冠南为人正派，工作负责，又确实不是共产党，没有被抓到把柄。事后魏总干事专程来到他的团部访问时说：“首先请你谅解，因为上级听到贵军的种种谣传，特派我来此间密查，我深入农村实际考查很久，结果对贵团的印象，非常深刻，你们的工作表现得太好了，民众没有不赞扬你们的。所以不仅不应裁撤，我还要建议应当扩大编组。”对于此事，黄冠南一生耿耿于怀，“事隔数十年”，仍多次和友人谈及此事，说魏总干事“公正坦诚的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 1941 年8 月，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学生军被解散，黄冠南调任十六集团军总司令部副官处处长。1942 年去遵义陆军步校将官班受训，受训六个月，同学百余人中，以第一名成绩结业，白崇禧亲自任命他为陆军官校第六分校总务长，兼二十一期学生总队长。1943 年黄冠南晋升少将。自1937年至1945年，黄冠南参与了8年抗战，抗战胜利后，获得政府颁发的“胜利勋章”。1945 年奉命入重庆陆军大学将官班乙级二期受训年余，至1947 年四月结业。后任安徽蚌埠军警宪联合司令部司令。徐蚌会战后，一度退到江西南昌，任警备司令。 黄冠南撤退台湾后，不久便退役。生有一子华马甲。华马甲 随父至台，三十六岁结婚，育一子一女，长女黄明明台湾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儿子黄明仁台湾辅仁大学经济系毕业。黄冠南于一九九一年三月逝世于台北县永和市，享年八十八岁。 来源：黄桥历史文化研究第16期 | 
窥视卡
雷达卡
变色卡
千斤顶
照妖镜
来自手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