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仲明 在泰兴中学做了十年教书匠，1985年离开泰兴中学，在大学里又做了三十年的教书匠。 晨醒，时时回忆在泰兴中学的十年时光，尤其清晰的是那三座青砖大楼：实验楼、高三教学楼和办公楼。 那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建筑物，如今办公楼已经消失，另外两座楼幸存。泰中迁移至新校区，老校区就是一茬茬学生脑海里回忆的旧影。
实验楼一楼阶梯教室，也是初中部的音乐教室。
实验楼 是我十年间与音乐教学紧密依存的一座楼。一楼有阶梯教室，是初中部学生的音乐教室。此教室时时被其它主科老师占用，这些占用阶梯教室的老师既不事先通知，临场也不打个招呼，显示出主科教师的趾高气昂，这大概也是泰兴中学保持升学率的一个因素。 阶梯教室四周无教室，学生们的歌声，不影响其它班级的教学。来到阶梯教室上课的初中学生和我，看到教室被占用，只能乖乖地回到原来的班级教室上课，初一初二瘦小的孩子们，还得吭哧吭哧地帮着把风琴挪到远处的教室。至于学生们嘹亮的歌声干扰别的教室上课，就不在我考虑的范围里了。 阶梯教室，也是每周晚上全校教师开会的集中地，开会，除了工作布置，还有另一层意义，也是教育教师之时。领导在讲台上，表情严肃，台下老师乖乖地聆听（态度认真）。泰兴中学是位于泰兴县城的顶牌学校，拿区域性比，相当于南大在南京城的地位，地方虽小，泰中地位很高。在泰中教书是一种身份和荣誉，所以，学校管理严格和严肃，也是正常现象。 老师们的表现都非常乖巧，我估量他们心中有一种潜在的恐惧意识，唯恐被裁员而到乡下学校教书。要面子的人，调到乡村学校教书，是身份的丢失和不光彩。人往高处走，哪能由县里的重点中学跌落到底层的乡村中学呢？ 最近翻看泰中老师给我看的1949年以后的教职工名单，有些熟悉的姓名，勾起了我旧日印象，有不少老师，在泰兴中学和我同事时间不长，就被调到农村中学去了。当然美其名曰：工作需要。充分说明了泰兴中学教工人事权的制高点。 我是副科老师，学校布置教学任务的意义和我关系不大，但不可缺席，我都是选择坐在后排。从校办印刷厂找来不少裁切的白纸条，带上一本《书法》杂志，用画画的碳素铅笔，照着杂志临摹行草书的字形结构。校长的教育会，成了我的书法练习课。 实验楼外的东边围墙边，有露天的阶梯，中间一个门洞，通往绿色的小河，别有一种意趣。可惜，这楼梯拆掉移到大楼的东山墙边了。
高三教学楼 这座大楼有八个教室，高三年级都在这座楼，如果那一届班级多，南面一排平房也安置高三教室。高考任务在肩，这一栋楼的学生，当属最用功，也最紧张的了。 这座楼，有两件事和我有关。文革后期和文革刚结束，学习氛围淡薄，文艺演出的风气尤盛，曾经在这座楼排练过两出小歌剧。一出是《审椅子》，一出是《园丁之歌》。《审椅子》，无疑是阶级斗争的产物，道具的椅子，学校木工模仿传达室的一把太师椅打就。传达室的那把太师椅，沉重的木椅有着莹润的包浆，不知是民国时期哪个富贵人家的旧物？但太重，舞台上不便操作。木工房用松木仿制的椅子，学生在舞台上可以轻松易控。 另一出歌剧《园丁之歌》，原来是湖南花鼓戏，改编成小歌剧，歌谱是我炮制。后来我改行到了南京，把这创作的歌谱原稿给扔了。当时我属于创作新手，大脑储存的音乐语汇不多，歌谱质量也不咋的。如果幸存，只能算是青春回忆之物。 泰中的高中生，都是中考的高分尖子，70%以上来自农村。高分之外，他们有另一个不足，就是艺术教育的缺失。原因在于农村中小学教育，缺乏专业音乐美术老师。学校安排了每周三晚自修前广播教唱歌曲，我先在初中班级录音，然后周三广播播放，广播室在办公楼中间的亭子间。歌纸，起初是我自己用钢板刻蜡纸油印，八十年代后的歌纸来自浙江的铅印歌谱。浙江人会赚钱，他们把港台歌曲和电影插曲，印成彩色歌谱，全国各地学校推销。我每周都要到高中的各个教室散发歌纸，还苦口婆心诱导学生：会唱歌唱好歌在大学青春生活中非常重要。有的学生认真学唱，也算缓解一下紧绷着的大脑神经。但有的同学，置高考为顶级要务，你教歌，他依然我行我素埋头做各科作业。对于我而言，知道初中音乐本来就是副科，何况高中呢？对高中学生不认真学唱，于我是理解而又无奈的事情，这也算完成校方的一项任务。我审视教唱录音，觉得自己的声音沉闷不好听，几十年后，比照蔡琴、徐小凤一类的演唱，我的声音属于那种低沉厚重一类的音质。加上学生的音域还没有拓展，教唱限制在中低音，于是这低沉的音质就显得更加明显了。 这几年，毕业几十年的学生聚会成为热门，泰中高中毕业生聚餐后飙歌，我听过一次，许多同学唱歌依然走音而不自知，这就是自小没有受过音乐基础教育所致。小学一二年级没有唱准音阶的7个音，那么这不准的音，就会植入他们的大脑而跟随一辈子。
1983年在泰中青年堂前
办公楼 位于学校中轴线，是学校的中枢大楼，校长办公室、教导处、团委，都在此楼。一楼东头的校长室，三位校长都在此办公。旁边的大房间，是秘书接电话的地方。那时只有公家才有电话，哪像今天人人有手机。老师们的私人电话都得借用公家电话打，但校长们就在隔壁，所以私人电话，也得言辞谨慎着打。教导处隔壁，原来是团委办公室，后来变成了油印室。那时，都是钢板蜡纸油印试卷和讲义。二楼，政史地教研组和外语教研组所在，还有一个团委办公室。 团委，学生的政治教育之地。偏偏两位教音乐美术的思想不积极的老师也挤塞在此房间。他们的工作，和团委基本不插。对于一个重点中学而言，美术和音乐老师，应该有自己的专业办公之地，这是最起码的学科需要。可是，只能让他们挤在这一间房子办公。和我同期毕业的美术老师，南京人，特老居，上完课，他就溜到自己宿舍涂抹画作。音乐老师，大学期间钢琴声乐都得学，这所重点中学无钢琴可操，于是空余时间甚多。团委办公室有一张大的案桌，就成了我的练习书法功课之桌，这叫做无可奈何的不务正业。谁知道，后来变成了下半辈子稻粱谋的主业。 十年来我的办公室一直在这座办公楼，人也变得“规矩”多了。在我的记忆中，十年时光，从来没有在这座楼上大声唱过一句歌，更别谈音乐老师的声乐练声。即便对参加县里大合唱比赛的个别学生训练合唱指挥，也是轻声哼鸣。这座楼，对于一个音乐从业者，是历史最长的沉闷之楼。 不知咋的，近几年做梦，好几次梦到这座楼，什么楼梯（木质）腐朽了，楼房山墙要倒塌了。紧张与恐怖。不知是否和当年学校的桎梏和这座楼笼罩着校长表情的严酷有关。 到了耳顺之年，微信使信息迅畅，增加了联系的渠道。泰中丁庆国老师告诉我，那张我练字的案桌，现在归他使用。他说这案桌，桌子腿上用黑漆写有“苏北泰兴中学1955年置”的字样。他和我调侃说，这是“著名”书法家陈某曾经使用的文物。我会心而微笑：这是一个教书匠当年使用过的“文物”。 这座办公楼，二楼最东头有个档案储藏室。我进去过，里面空空如也，就是两个类似书架的立橱。八十年代，泰中委托复旦大学朱东润教授少时学长的女儿，去上海请朱东润题写校牌。大学的学者，为家乡的中学题写校牌。名正言顺。 朱东润题写的校牌纸稿，用的不是宣纸，是那个年代写大字报的普通白纸，那种纸，薄而脆。他没有落款。 泰兴中学的竖式校牌，是我描摹上板的。我在泰中的岁月，把朱东润的墨稿认真保存，1985年，我离开泰中回到南京，临行前把朱东润的墨稿，交给了教导处的鞠永仁先生，鞠先生领着我，把这墨稿放到二楼东头这间档案储藏室。 意想不到的是，三十年后，泰中东迁新校区，需要这墨稿勒石，居然找不到这墨稿原件。可见校方对朱东润的墨稿，并没有持有足够的珍重。有人非议，这墨稿被陈仲明私吞了。意想不到，为学校作了贡献反倒遭了诬陷。 这墨稿，朱东润题书时，没有落款，1982年4月2日，我在上海拜访87岁的朱老先生，请他补署落款。我记得补署落款加盖两方印章，一方是“延令朱氏”，保证了题书的严肃性与史料性，贡献大大的。照理，校方应该主动替我报销车旅费，可是没有，说明校领导压根对这些都处于认识起点的不高和盲区。那时教师穷窘，一笔去上海的车旅费是不菲的开支，那我就权当以自费而学雷锋了。 那次拜访朱东润教授，现在回想，最为欠缺和遗憾的是，我没有告诉老先生，我是他祖居的紧邻。我家的三进清代民居是苏利巷一号，他家的大院是三号，也是朱东润的出生地。陈朱两家，占有苏利巷四十米长。老人在外数十年，少时回忆是他很重要的一个情愫。紧邻而居，地之缘，时之缘，人之缘也。这种情愫是老人对往事最好的岁月钩沉。 泰兴中学东迁新校区，校牌题书刻石，朱东润题书的墨稿却没有了，怎么办？我帮助找到一张当年学生在校门口校牌前留影的图片，把照片木板上的字用PS整理，朱东润的落款，从朱东润其它墨迹中合成。反正，朱东润确实为泰兴中学题写过校名。这就属于遗憾中的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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